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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报禁开放前台湾的新闻道德观念
发布时间:2004-05-11 09:16:43 作者: 来源: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网站 关注:35615

内容提要   本文从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新闻传播的道德规范、新闻记者的道德修养等三个方面,剖析了报禁开放前台湾的新闻道德观念。文章认为,报禁开放前台湾新闻道德观念的特点有三:一是政治色彩鲜明;二是新闻与宣传不分;三是中国传统道德与西方新闻职业道德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台湾新闻道德观念的积极作用和历史局限。

关键词   台湾   新闻自由   社会责任   道德规范    记者修养

 

所谓道德是依靠社会舆论和人的内心信念来维持的、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以善和恶、正义和非正义、诚实与虚伪等道德概念来评价和调节人们的行为,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i]新闻道德是道德总体的一个方面,是随着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逐步完善起来的一种职业道德。作为调节新闻传播活动中人际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它根植于人们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受制于新闻事业的性质。因而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地区及其不同的历史阶段,不仅新闻事业的性质迥然有异,其新闻道德观念也大不相同。而不同的新闻道德,又反过来影响到各个国家、地区新闻传播的具体运作及职业水准。

本文所要探讨的是台湾地区报禁开放前的新闻道德观念。如所周知,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在文化传承上,两岸具有共同的血缘纽带和文化心理基础。但是,由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及肇始于国共内战时期的敌对和猜忌心理,两岸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新闻道德观念也不外此。自国民党战败迁台到80年代中期,台湾一直维持着军事戒严体制,实行党禁报禁。在言论出版、游行、集会等方面实行严格的管制制度,新闻传播事业被斌予强烈的政治使命。适应着这种客观情势,台湾的新闻道德观念表现出既不同于大陆,又不同于欧美诸国的特色。1988年报禁开放后,台湾的新闻事业实现了空前的发展,其新闻道德观念虽有变化,但远不如新闻事业变动得那么剧烈。在台湾深刻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在海峡两岸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活动中,其新闻道德观念的影响,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不了解台湾的新闻道德观念,就不能准确地把握台湾新闻事业的本质,从而无法推进两岸新闻文化交流的发展。有鉴于此,作者打算从如下三个方面对报禁开放前台湾的新闻道德观念略作探讨。

一、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

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的关系问题决定着各种新闻道德体系的理论基础。而这一基础的构筑,又直接导源于对人性和人类天赋智慧的认识。台湾的新闻道德观念也是如此。在对人性的认识上,三民主义政治哲学表述得十分清楚。根据孙中山先生的论证,人性系从兽性演化而来,兽性即为恶性,人性即善性。社会的文明化程度愈高,则人类“性善”的成份愈多;否则,则反是。现在人类虽然早已进入文明社会,但其为时不长,即原有的兽性(恶性)尚未完全消除。故人性中兼具善恶两种秉性,不可一概而论。另方面,中山先生又认为,人类进化的历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大历史阶段,即“人同兽争,人同天争与人同人争。”而现在正是“人同人争”的时代。[ii]所谓人与人争,即善人与恶人争,公理与强权争。善人主公理,恶人主强权;前者性善,后者性恶。俟人类进入大同世界,则人性一定会臻于至善。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性善者可享有各种权利,而性恶者则不能享有。在对人类天赋智慧的认识上,三民主义政治哲学主张,国民可以划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与不知不觉”三大类型,而这三大类型之中,又可细分为“圣、贤、才、智、平、庸、愚、劣”八等。三民主义政治哲学认为,人类不仅在秉性天赋上不平等,其后天的社会权利也是不平等的。性善者,先知先觉者,“圣、贤、才、智”者,拥有指导、教育后智后觉、不知不觉者,“平、庸、愚、劣”者的权利;而后者则有服从前者指导的义务。如果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圣、贤、才、智领导平、庸、愚、劣进行得顺利,就会大大地推动社会的进步。

根据三民主义政治哲学对人性和人类天赋智慧的认识,报刊等新闻事业正是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圣、贤、才、智”指导“平、庸、愚、劣”的重要工具。而新闻工作者,“报界诸君”,正是先知先觉者,其责任在于觉后知、觉后觉,“尽自己的力量为国民的向导。”[iii]由此出发,台湾报禁开放前新闻事业的性质被顺理成章地规定为“教育事业”,是“社会公器”。其具体内涵有三。其一,新闻事业不能以营利为目的,新闻传播不能是纯粹的商业行为,而必须以社会的公共利益为依归。台湾《中华民国电视道德规范》要求电视从业人员,“确定基本观念,应知电视负有宣扬文化任务,与一般营利事业有别”。《中华民国无线电广播道德规范》更是明确主张,广播“不仅宜以经营一般企业之精神从事,而且亦应视之为社会之公器,故当以公共利益为前提。”在个人与国家、局部与整体的利益关系上,应将后者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这一精神与台湾政界领袖的思路不谋而合。蒋中正曾经指出,“无论办报纸,办刊物,一定要求其销行之普及,而不可以营利为目的。”“要尽量减轻读者之负担,满足大众之需要。”为此甚至要“不惜成本,不惜牺牲”。[iv]其价值取向可以追溯至中国古代重义轻利的传统伦理情趣。从《论语》所言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表示在生与义两者不可兼得时,宁愿“舍生而取义”,到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无不是以道义为重,以国家利益、整体利益为重,而以物质利益、个人利益的追求为耻。这种重道义甚于重功利的传统精神,对于台湾的新闻道德观念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

其二,新闻事业应该是社会公器,是人们的喉舌。新闻媒介作为社会的公器,应为社会大众、为国家服务,而不能只为少数新闻从业人员谋取私利。这种公器的性质,要求记者、报纸成为“国家意志所由表现之喉舌。”代表大众的利益,反映公共意见,“成为社会共同的舆论工具”[v]。同时,在政府与人们之间,报纸还是一座沟通、联系的桥梁。“政府由于报纸,得知道人民的意见,以为决定政策之根据,人民由报纸得知道政府之方针,因而拥护国策,使其实现。政府如果违反民意,报纸有批评与纠正之责任,人民对政府有误解,报纸也有解释说明之责任。”[vi]

其三,新闻事业是教育事业,是社会民众赖以启迪之导师。早在民国三十三年,蒋中正就指出,“新闻记者非可媲美于普通之职业,以其任务相当于教育,而影响每及于国运之消长。故新闻记者之就业,决非仅视为生活之所资,而有其高尚之目的,如以新闻事业比之于教育,则国境以内,皆为其教室,而全国读者皆受其熏陶。”[vii]国民党迁后台,蒋氏还多次强调新闻从业人员应承担其社会教育的责任,将新闻传播这种扩大的教育——一种对家庭、对社会无所不至的教育——的功能充分地发挥出来。这一精神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报业道德规范》中均得到了体现。

作为社会公器,作为教育事业,作为国民的喉舌,新闻事业应享有新闻自由的特权。此项自由包括出版社自由、采访自由、通讯自由、报道自由与批评自由。这些自由乃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必须在法律上予以保障。一旦失去了这些自由,社会的民主、公正就将沦为空谈。所以新闻自由应该得到尊重。但是,台湾官方的新闻理论又主张新闻自由不应该是一项绝对的权利,更不是天赋人权。早在民国初年,中山先生就主张“革命人权”,而反对“天赋人权”。新闻自由应为性善者、先知先觉者享有的权利,性恶者、后知后觉、不知不觉者则不得享有。由于新闻媒介直接面对大众,传播速度快,影响深远,所以对于新闻自由权利,记者们“应慎重运用”[viii],“要有分寸,要顾及国内外的影响才是。”[ix]特别是对于政府当前的施政,报纸的言论报道应出于建设的立场,而不能“不按公理,攻击政府”。如果政府确有错误,报纸“自可予以合理的建议批评,但不可自认与政府系处敌对立场,滥施攻击”[x]。新闻自由必须服从于国家利益和社会的安全。在新闻自由和社会责任的关系上,应保持两者的平衡。另方面,为了保持新闻事业的“公器”性质,政府应主动地干预、管理新闻传播活动。其最好的办法,就是国家出面经营新闻事业,由国家直接控制精神产品、娱乐作品的生产,满足国民的余暇所需。这一思想最初发源于孙中山先生在民国七年出版的《实业计划》。国民党迁台后,基本上准此而行,由官方控制的新闻媒介在台湾社会占有绝对支配的地位。为了保证新闻事业的“公器”性质和新闻自由,新闻界必须站在时代的前面,站在道德的前面实行行业自律,“建立传播事业的道德规律,促进对国家负责,对民众负责、对复国大业负责的精神”[xi]。

在50—80年代两岸严重对立的现实环境中,基于自由与责任的平衡及新闻事业的基本性质,台湾的新闻事业被赋予了极其强烈的政治使命。“言论报国”的政治责任感在新闻从业人员的意识里根深蒂固。他们视新闻事业为“自由社会的重要支柱,其主要责任在提高国民文化水准,服务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权利,增进公共利益与维持世界和平”。为了善尽社会责任,新闻从业人员必须遵循一条不变的路线,这就是“爱国家、爱真理、辨别人间是非善恶,为支持正义而发扬报人的人格和报纸的尊严”。[xii]同时还必须坚持“民主、反共、团结、进步”的办报方针。[xiii]站在时代的前列,作时代的鼓手,呼吁海内外实现更大范围、更坚强的团结,把每一个“自由的中国人,爱国的中国人”,把“一切反共非共力量”,团结在“一个坚强的领导中心周围”,最终实现“反共复国”的政治目标。

具体而言,台湾新闻界被赋予的政治使命,或新闻从业人员意识到的政治责任,集中表现为如下四个方面。第一,服务政治,宣传国策。服务政治即为现实政治服务,其直接途径,便是宣传贯彻国策。蒋中正曾明确指出:“要建设国家,就先要宣扬国策,才能发动民众,群策群力,以收事半功倍之效。”他还表示新闻记者的宗旨正是在于“阐扬主义,宣传国策”[xiv]。当时台湾国民党政府基本国策的要点有三。一是维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用执政的国民党的话来说,就是:“巩固民主宪政的国体”[xv]。二是反共复国。蒋中正多次强调:“光复大陆是我们坚持奋斗的首一目标”[xvi]。新闻界也自觉地把“反共复国”看成是“不可动摇与更易的神圣任务”[xvii]。台湾资深报人姚朋在其《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经纬》一文中进一步展开说:“反共产,争自由,光复大陆,重建中华,是我国家生死存亡之机,也是我国新闻界信守不渝、坚决努力的目标。在此任务未达成之前,我新闻界必当继续戮力,步武前修,念念提期,时时警惕,必使我业的每一字句,每一声音,每一画面,都当求其直接间接有助于光复大陆任务的早日完成”[xviii]。三是反对分裂,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在80年代前,台湾朝野普遍认为“台独”或搞“两个中国”,是“民主中国被灭亡的第一步”,所以他们一致反对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这三大要点,一直是台湾大众媒介努力宣传的基本内容。

第二,提高国民的文化水准。如前所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早已将新闻事业的性质界定为教育事业。新闻传媒的教育节目、教育功能被视为其“对社会最富有意义的贡献之一”[xix]。要推动社会的发展,新闻工作者应以荜路蓝缕之精神,在尽可能广大的范围内,“散布文化之种子,提高人民之智识,”以补“社会教育之不足,为地方进步之动源。”[xx]而新闻传媒教育功能之实现与否,又有赖于其健全的内容。根据台湾政界新闻界的一般见解,大众传媒的教育内容,“应注重发扬民主精神,倡导伦理观念,尤应加强科学新知之灌输,使国民跟上时代”[xxi]。在两岸严重对峙的戒严时期,大众传播的教育活动,更要以中华传统为中心,“发扬忍辱负重,发奋图强的精神”[xxii]。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的民众既有智慧的头脑,又有高度的忍耐力。

第三,推进国家的经济建设。早在民国八年,孙中山先生就在其《建设杂志发刊词》中提出了报纸的建设职能。在他看来,武昌起义后国家的实力、地位及民生等之所以没有较大的改观,在于“革命破坏之后而不能建设也”。“所以不能者,以其不知道也,吾党同志有见及此,故发刊建设杂志,以鼓吹建设之思潮,阐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传吾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使人人知建设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设为易行之功。由是万众一心以赴之,而建设一世界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xxiii]”21年后,蒋中正在题为《今日新闻界之责任》的讲话中又把推进经济建设视为新闻界共同努力的四大目标之一。他说“昔日报纸之所以重者为政治,今后应重在经济与生产,昔日报纸     采取新闻的主要对象为官署、为机关,今后应为农村、为工厂、为合作社、为一切生产之组织。”其内容应与民众的生活密切相关,多多“介绍经济建设之实例,并讨论生产改进之方法。”[xxiv]为提高生产效率,改善民众的物质生活,增强综合国力作出贡献。

第四,树立价值标准,转移社会风气。新闻传媒是先觉觉后觉,先知觉后知,性善者感化性恶者的重要工具,是改良社会风气,促进文明进步的重要工具。在商业经济繁荣,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流行的台湾社会,要治疗“重货利,轻道义”的病态心理,必须通过大众传媒,“树立正确的价值标准与人生观”,坚持正义,维持公德,鼓励勤俭,奖善规过,尽扫轻薄浮糜的气氛,“以促成人心之乐观向上,社会之开明进步”[xxv]。

总之,报禁开放前台湾的新闻道德理论,系以三民主义政治哲学为基础。在对人性的认识上,它承认人与人之间秉性与智慧方面的差异,进而承认人们之间权利义务的不平等;它认为新闻事业不应是营利事业,而应该是社会公器,人民的喉舌,是教育事业。其政治使命为服务政治、宣传国策;提高国民文化水准;促进国家建设;转移社会风气。为了善尽社会职责,新闻自由乃非常之必需。但是这种自由不是绝对的,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平等享有。新闻自由应服从国家利益与社会安全,在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之间,应保持平衡。由于维护国家利益的现实需要,台湾的新闻道德理论还允许政府的干涉,主张由政府对传播活动、娱乐作品的生产进行有效的监督。这些观点,显然不同于西方早期的自由主义报业学说。后者主张人是理性的动物,人生而平等,且具有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新闻自由是绝对的,政府不应该进行任何干涉。从戒严时期台湾新闻道德的基本内容来看,其实质性内涵与西方现在流行的社会责任理论颇为相似,但是两者之间仍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如在人性、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台湾的新闻道德理论直接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重义轻利,重大我轻小我的精神表现得更为突出,国家对传媒的影响也更为直接。

二、新闻传播的道德规范

在报禁开放前,台湾新闻事业的性质既然被界定为公益事业、教育事业,是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性善于者感化性恶者的重要工具,那么要充分地发挥新闻事业积极的社会功能,它就必须掌握在智慧最高、道德最好、最富有责任心的人士手中。不仅如此,为了善尽社会责任,还必须根据国家利益所需,针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各个侧面及传播过程的不同环节,制订出易于操作的职业准则,以规范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行为。从国民党政府迁台后新闻传播发展的客观历程来看,其新闻事业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准。而新闻界本身,亦出于克尽社会责任,维护新闻自由,同时防止滥用自由的目的,在继承大陆时期新闻道德观念的基础上,陆续制订出了一系列职业道德规范。如《中华民国报业道德规范》,《中华民国无线电广播道德规范》,《中华民国电视道德规范》等,连同在大陆时期制订的《中国记者信条》,从不同的角度对新闻传播业务的各个方面,作了具体而详细的规定,成为台湾新闻界履行社会责任,实行道德自律的基本依据。现从如下七个方面进行简要分析。

第一,关于新闻的报道原则。报道新闻是新闻传媒的一项最基本的业务活动。没有这一活动,新闻传媒的社会功能就会完全落空。因而规范新闻报道行为,乃是最为迫切的需要。在这方面,台湾新闻界普遍接受的准则主要有五点。一是迅速新颖。蒋中正曾对新闻工作者说:“新闻之所以成为新闻,就在于其内容新颖,所以新闻特别注重时间的因素。因为现代国家机构日趋紧密,国际关系错综复杂,一切国内外的政治、外交、经济、军事之演变,真是瞬息万端。……所以新闻的时间就是要用分秒来计算。不仅今天的新闻要今天传播,而且此刻的消息,此刻就要报道出来。”[xxvi]这一要求在台湾的报业、无线电广播、电视的道德规范中均有明确的体现。二是客观公正。《中华民国报业道德规范》规定:“新闻报道应以确实客观、公正为第一要义。在未明真象前暂缓报道。不夸大渲染、不歪曲扣压新闻。”[xxvii]之所以这样要求,用蒋中正的话来讲,是因为“如果新闻传播失实或完全虚伪,结果必致失掉读者的信誉。读者对我们的记载既有怀疑,那你无论花多少经费都毫无用处。”因此一切新闻报道,都要根据客观的事实,经过确切的调查,力求翔实,力求正确,如此方能树立新闻的信誉。三是新闻与评论分开。新闻是对客观事实的报道,是客观的东西,唯其客观真实,才能得到读者的信任。故新闻报道之中,不应该“加入个人意见”。但新闻媒介不能满足于向读者提供新闻。读者在了解新近发生的事实变化时,还须明了事件的性质、意义及其发展前景,这一切带有主观性的判断,只有评论分析方能做到。报道与评论是传媒内容的两大支柱,要发挥其告知、引导作用,“新闻分析及评论应与新闻报道严格划分”开来。[xxviii]四是国内国外新闻的平衡。在世界一体化日趋明朗化,国内外联系空前紧密的情况下,“国内新闻、地方新闻及国际新闻之编排应力求兼顾,俾观众对国内外情况均有所了解”[xxix]。五是尊重当事人权利,“除非与公共利益有关,不得报道个人私生活”,更不得“诽谤个人名誉,伤害私人权益”。[xxx]

第二,关于社会新闻的报道原则。社会新闻是新闻报道中比较特殊的一个类型。它包括社会道德问题、犯罪问题、风俗民情及奇闻异事等。但最主要的还是指犯罪问题和道德问题。在商业社会,社会新闻的报道,往往集中于“社会黑暗面之暴露”。台湾社会也是如此。蒋经国对此深有感触,“好象今天在台湾没有一个人不是在开赌场,没有一个人不是在打麻将,没有一人不是在抢劫。”[xxxi]此种“恶性社会新闻”的报道,虽然可以满足读者的好奇心理,但它还是往往容易导致更多的恶性事件。在这个意义上,恶性社会新闻报道无异于“令读者饮鸩止渴与吸食鸦片烟”[xxxii]。因此要淳化社会风气,就必须对社会新闻实行彻底的净化。其具体的做法是限制犯罪新闻的报道篇幅,使之不超过“社会新闻版面的三分之一”,其版位亦“应以下半版为原则”,犯罪新闻不得写出犯罪方法;报道色情新闻不得描述细节;强暴妇女案件不得报道被害人之姓名住址;少年犯罪,亦不得刊登其姓名、住址、照片;绑架新闻应以被害人之生命安全为首要考虑,在被害人脱险前不得报道;对于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不得评论;对于损及社会安宁与民心士气之其它社会新闻,“均应自动约束”。[xxxiii]与此同时,新闻工作者还应“恁持道德勇气,挥动如橡之笔,宣扬积极的、光明的事象”。[xxxiv] “宣扬好人好事,端正社会风气。”[xxxv]藉以启发民众的良知,保持社会的清新。

第三,新闻评论原则。新闻评论是新闻传播的基本要素。它具体表现为新闻媒介、记者或社会大众对于当前发生的重大事件(公共事务)的判断与评价,标明事件的性质,提示事件的意义及发展趋势。其必须遵循的准则有四。一为至诚。古人云:“修辞立其诚。”唯有诚实才能感动人。不诚实,虚情假义,“就是有高深的学问、雄辩的口才,永远还是没有成功的希望。”所以近代中国报人无不推重“性品诚实”,要求秉笔直书,事实求是。台湾新闻界继承了这一传统精神,在《中华民国报业道德规范》中明确规定,新闻评论必须基于报社或者作者个人对公共事业之忠实信念与认识。二为公正。新闻评论应为社会价值公正的权衡,亦是中国报人的传统追求。近代报人郑观应曾要求“执笔者尤须毫无私曲,暗托者则婉谢之,纳贿者则峻拒之,脑中不染一尘,惟澄观天下之得失是非,自抒伟论。倘有徇私受贿,颠倒是非,逞坚白异同之辨,乱斯民之视听者,则援例告官惩治。”[xxxvi]梁启超在其《〈时报〉发刊例》上亦称“论说,以公为主。不偏徇一党之见。”这一传统在《中华民国报业道德规范》中亦得到体现:“新闻评论应力求公正,并具建设性,尽量避免偏见、武断。”三是为民立言。报纸应“尽量代表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发言。”“尽量刊登读者的投书”,同时还“应提供篇幅,刊登与自己立场不同或相反之意见,藉使报纸真正成为大众意见之论坛。”[xxxvii]四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在报道国家重要政令时,不能仅限于刊登法规全文,还应该提示要点,详释主旨,使民众由明法而进入守法;对于国际形势的分析,不仅要“增其详实,示其精要,尤当以中国利害观点为中心”,[xxxviii]这样才能有利于增进并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

第四,新闻采访原则。新闻采访是新闻记者为报道新闻而进行的调查或访问活动,也是记者主要的工作内容。对于采访活动的制约,台湾《中华民国报业道德规范》作了十分明确的规定:“新闻采访应以正当手段为之,不得以恐吓、诱骗或收买方式搜集新闻,并拒绝任何馈赠”;“新闻采访应以公正及庄重态度为之,不得假道采访,企图达成个人阿谀、悻进或其他不当之目的”;对重大犯罪案件的采访,“不得妨碍刑事侦讯工作”;“采访医院新闻,须得许可,不得妨害重病或紧急救难之治疗”等。这些具体规定同样适用于无线电广播电台、电视台、新闻通讯社及杂志社记者的采访活动。与此同时,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活动,还应该严守党国机密。蒋中正说:“守密之确实与否关系革命之成败,亦关系本党同志之生死。新闻从业同志尤其要为保护党的利益,对舆论与报道,特别郑重审慎,须知守密就是对自己负责,亦即对革命负责的起点”。[xxxix]此外,要融洽与采访对象的关系,新闻记者“无论对哪一界的人士,格外要和蔼可亲,礼貌周到,使人人都乐意接近我们,供给我们消息。”[xl]这些道德要求,对于台湾新闻传播活动的制约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第五,广告刊布原则。广告是现代报纸的血液,没有广告的支持,便不可能有现代大众传播事业。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传播活动,广告与新闻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的刊播必须付费,且以营利为目的;而后者的刊播是不需付费的,其目的也不在于营利。因此对这两者的道德要求也不相同。台湾新闻界制约广告刊布的道德规范主要有五条。一是广告必须真实。台湾的《中华民国报业道德规范》、《中华民国无线电广播道德规范》和《中华民国电视道德规范》都明确规定,广告必须真实,不得夸张,如有怀疑,必须即时查证,对于所有虚假广告一律禁止刊播。二是禁止广告新闻化。《中华民国报业道德规范》规定,“广告不得以伪装新闻方式刊出,亦不得以伪装的介绍产品、座谈会记录、铭谢启事或读者来信之方式刊出。”广播电视的新闻内容也“不得直接为某一厂家或其产品作宣传,以谋取广告利益”。为了避免分散电视观众的注意力,其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中不得插播广告,广播电视的其他节目也应该与广告严格地区分开来,“广告绝对不得以节目方式播出,亦不得滥用公共服务或工商服务名义播出。”[xli]三是禁止诲淫虚假的医药广告。“广告不得有色情或暴露镜头,以免伤风败俗,”药品广告“必须有卫生机关之查验合格证明”,且“不得有‘包治断根’等类似之夸大词句。”“凡有损青年儿童心理健康之广告,不予播报。”[xlii]四是广告要有美感。其声音与画面应力求优美、文雅、避免粗俗,以免观众与读者生厌。五是刊播广告的时间、空间篇幅不能过多。蒋中正曾经对台湾广播电视商业广告过多的现象提出严厉的批评。新闻界在自行制订的道德规范中,虽未有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还是存在着相对客观的尺度的。

第六,娱乐内容的刊播原则。通过刊播文艺作品来娱乐大众,是现代新闻事业最主要的社会职责之一。就文艺作品的性质及其客观效果而言,娱乐又可以分为积极与消极两种。一般有责任感的新闻媒介,大都倾向于追求积极的娱乐。此种娱乐的宗旨“在陶冶身心,增进情趣,其内容应符合我国社会道德准绳,并富有教育意义。[xliii]”为此目的,新闻媒体必须“排除一切诲淫诲盗、惊世骇俗之读材,与淫糜颓废、冷酷残暴之作品。”[xliv]但是由于台湾同时又是一个典型的商业社会,在积极娱乐与商业利益之间难免发生矛盾。因为要追求营利,就必须扩大销路,而最大的销路乃是“水平最低的群众,因而文学艺术作品之品质只有日趋下流。一个民族要让这日趋下流的东西来教育他们的人民,除日趋堕落外,没有别的道路。”[xlv]所以蒋经国要求在制作娱乐节目时,“不能只问能不能嫌钱,而须先问是否有益于国、有利于民,凡易于败坏社会风气和导致不良后果的影片、节目,务须全面予以扫除。”[xlvi]基于此,台湾新闻界在其道德规范中,对各类文艺作品的要求作了具体的规定:音乐作品须以陶冶性情、充实心灵及美化生活为目的,在纯正音乐节目与普通流行音乐节目之间应保持大致的平衡,“淫秽颓丧及为法令所禁止之音响、音乐及歌曲不得播出;”戏剧节目应有健全之主题,且能反映生活百态,发抒听众之情感;“广播剧不以贪婪、淫秽、凶暴、颓废等反常之人类心理或行为为主要之描述,而应着重阐扬人类善性与互助合作之精神”[xlvii];至于电视剧,其主题“必须正确,剧情应力求表现善良人性,而非夸张丑态,”应尽量避免夫妻离婚、儿童出走以及使用暴力为解决问题之手段,“尤不得描述乱伦、性犯罪及性变态之心理与行为”等[xlviii]。除此之外,台湾新闻界还主张,娱乐节目应以本国艺术为主,反对提倡迷信或违反科学。所有这些规定,对台湾大众传媒的娱乐节目水准的提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七,其他原则。在前述六项具体规定外,台湾新闻界还有三个比较重要的道德原则。一是新闻来源保密的原则。保守新闻来源秘密是国际新闻界普遍认同的一项道德准则。美国记者公会通过的新闻道德律规定:“新闻记者应保守机密,亦不许在法庭或其他司法机关与调查机关之前,说出秘密消息之来源。即使他已转到其他报社,亦不得将其与雇主所共同保守之机密予以公开。”《英国记者公约》第三条亦称:“每一新闻工作者,应明了其对于交付报社或通讯社等之文稿所负之责任,应尊重新闻来源及私人之一切文件之秘密。”台湾新闻界接受了这一普遍准则,在《中华民国报业道德规范》、《中华民国无线电广播道德规范》中,都把保守新闻来源秘密,视为记者的一项道德权利;同时还补充规定,在记者与采访对象达成协议的前提下,“‘请勿发表’或‘暂缓发表’之新闻应守协议。”[xlix]这是对新闻来源基本权利的保障。二是及时更正已经发生的错误。“新闻报道及评论,如发现错误,应尽速更正”。倘涉及名誉,则应尽速在相同时段,或同等版位及充分篇幅给予对方申述及答辩之机会。[l]三是内容平衡原则。为保证新闻事业的公器性质,发挥其积极的社会功能,新闻媒介的各项传播内容,新闻报道、评论、教育节目、文艺娱乐节目、广告等的刊播比率“应力求合理平衡”[li]。如果一味提高文艺娱乐节目及广告的刊播比例,新闻传播就会失却其公器性质,而沦为纯粹的商业企业;反之,如果过多地压低娱乐节目的比重,增加新闻、教育节目的份量,则难以保持稳定的听众、观众和读者,其教育感化功能也难以发挥。

三、新闻记者的道德修养

如前所述,报禁开放前的台湾新闻事业被普遍看成是社会公器,是教育事业,由此出发,台湾的新闻记者也被赋予了不同于其它一般职业的特性。根据台湾报界的一般见解,新闻工作者首先是教育家。蒋中正说:“新闻记者非可媲美于普通之职业,以其任务相当于教育,而影响每及于国运之消长。”[lii] “因此,全体新闻从业人员,要切实负起新闻事业之社会教育责任。新闻事业和教育事业,其影响是同样深远的。并且还可以说,新闻就是一种扩大之教育——一种对家庭,对社会无所不至的教育。”[liii]其次,新闻记者还是记载当代事迹的史官,是时代的见证人,而后世修史之学者,不得不“藉是(报纸——笔者按)而稽国故焉。”再次,新闻记者还是社会的舆论领袖。作为整个社会的导师,新闻工作者能“主宰社会舆论,他们发表一篇评论不仅可以领导民众,而且还可以影响政府。”[liv]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闻工作者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蒋中正曾提醒台湾的新闻工作者慎言慎行,其原因即在于他们能量巨大,“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lv]作为教育家、史官,作为社会的舆论领袖,新闻工作者的天职是永远站在时代的前列,对于一切时代的问题,时代的启示,时代的要求,作充分的报道和评论;同时对社会提供必要的服务,“适当地表达公众对国事的意见,对社会上所发生的各种事态的反应,以及他们所有的一切欢愉和悲悒的感情;并随时基于公正无私、实事求是的立场,为求全的责备和积极性的建议与批评。”[lvi]

新闻工作者的地位既然是如此的重要,其责任是如此的重大,其影响是如此的深远,那么对于他们的要求自然就比其它的一般职业严格得多。高尚的职业要求新闻工作者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蒋中正在《怎样做一个现代新闻记者》的讲话中说,要做一个优秀的现代新闻记者,第一件事就是要提高记者的品德修养。为此,“首先要确定立场,抱定宗旨,为了贯彻立场,达成宗旨,我们一定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精神,”并且“要以国家民族之利益为我们奋斗之目标,既不可随波逐流,丧失革命精神,更不可凭个人之恩仇好恶,感情用事。”报禁开放前的台湾新闻界,以此为依据,来严格地要求新闻工作者,全面地修养自身的品德,以适应新闻事业的特殊性质。

自国民党政府迁台至80年代,台湾新闻工作者道德修养的重点,集中于如下六个方面。第一,良心不泯,自珍自爱。良心与责任、义务是密切相关的道德范畴,它是主体对于道德责任的自觉意识。新闻记者作为当代的史官、社会的导师,地位崇高,影响深远,其“一字之褒,一字之贬,可以活人也可以杀人,”[lvii]可以兴邦也可以丧邦,所以操此业者必须具备高尚的品德和独立的人格,自觉意识到对于社会、国家的责任和义务。重言慎行,自珍自爱。“誓不受贿!誓不敲诈!誓不献媚权势!誓不落井下石!誓不挟私报仇!誓不揭人阴私!凡良心未安,誓不下笔。”[lviii]

第二,安贫乐道,养成严谨的生活习惯。新闻记者不同于公司经理,也不是出版界的发行人,更不是做生意的商人。其职业地位虽然崇高,却不能企望过高的物质报酬。社会对于记者工作的酬偿更多地表现为人民自发而由衷的信任。要报答社会的信任,善尽社会责任,新闻工作者必须“养成严谨而有纪律的生活习惯,将物质享受降至最低限度,除绝一切不良嗜好,剪断一切私利私害之关系”,这样才能抵御社会上一切恶势力的诱惑,醇酒美人,锦衣玉食,也就无法撼动记者。在这种情况下,新闻记者才能真正地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lix],从而表现出独立不倚之精神和凛然不可侵犯的风度。

第三,与时俱进,不断求知。新闻工作者是时代的哨兵,当代的史官和社会大众的导师。其最基本的职责是向大众报道新闻,并对新闻作出合理的解释,以便利于人民作出适当的反应。这就要求他们在大众面前永远是先知先觉,对于自己所报道的事情,对于社会的发展和新的传播技术,应该有透彻的了解。如果对此没有必要的基本的知识,就会误导民众,形成错误或模糊的印象,以至引发不健全的反应。新闻记者所需要的知识十分广泛,而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更是错综复杂,变幻莫测,举凡热核武器、生物技术、计算机、卫星技术、地区冲突、考古发现、经济变革等,均属记者涉猎范围。新闻记者要想不至成为时代的落伍者,要想成为大众合格的导师,就必须“随时学习,不断求知,以期日新又新,”[lx]与时共进。

第四,健全身心,吃苦耐劳。新闻事业还是一项十分艰苦而且危险的事业,“参加此业者应有健全之身心。”首先是强健的体魄,要有狮子一样的健强身体,才能适应于各种险恶的环境,驰骋于竞争激烈的新闻战场,并取得最终的胜利。其次还要有健康的心理素质,即“吃苦耐劳之习惯,乐观向上之态度。强烈勇敢之意志力,热烈伟大之同情心”[lxi]具备了这种心理素质,才能象骆驼一样地负重忍辱,积极进取,坚持到底。

第五,坚持宗旨、始终不渝。新闻工作者虽然没有多少物质利益可图,但其地位崇高、责任重大、影响深远。新闻工作者贡献社会,自应以新闻事业为其终身职业,坚持为国为民的宗旨,“誓以毕生精力与时间,牢守岗位。不见异思迁,不畏难而退,黾勉从事,必信必忠。”[lxii]永远保持盎然的生趣、旺盛的斗态和奋发向上的精神,“不因失败而气馁,失败了还可以再来,不因穷困而改变意志,穷困是最好之磨练。只要一天下决心做新闻记者,这一生的途径已经决定,高官厚禄、金钱享受,都要抛到九霄云外,这样才能养成一个真金不怕火的新闻记者。”[lxiii]

第六,合群协作、礼貌周到。新闻记者不仅是教育家和记载当代事迹的史官,而且就其活动的范围而言,它还可称得上是社会活动家。作为社会活动家,他一方面“对于上中下各级社会都要接触”,要与他们保持密切的关系,取得他们信任,他们才会没有保留地协助记者的工作,向记者提供各种新闻线索。要做到这一点,新闻记者就格外“要和蔼可亲、礼貌周到”[lxiv],平易近人,这样才会使各阶层的人士都乐于接近。另一方面,由于新闻工作本身具有强烈的竞争性,新闻界同行为了争独家新闻,抢时间,彼此竞争激烈,关系紧张。从而削弱了同行间必要的联系与沟通,这必然会导致媒介之间、记者之间恶性竞争,其代价必然是报格人格的下降。因此,新闻界同行之间在进行正常竞争的同时,还应该团结协作,群策群力,相观相摩。

由此可见,在报禁开放前,台湾新闻工作者的道德修养所涉及的自珍自爱,安贫乐道、不断求知、健全身心、吃苦耐劳、坚持宗旨、合群协作、礼貌周到等内容,都是新闻工作者本身所不可缺少的。而台湾新闻工作者的实际表现,也说明道德修养的有无及其高低,直接关系到新闻事业的社会责任能履行到什么程度。一个没有德性的记者,决不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史官、教育家;而一个品德高尚的记者,必定会得到民众的认同,获得他们的信赖,并将他们引向正确的轨道。

四、结论

以上我们从三个方面对报禁开放前台湾的新闻道德观念进行了简要的分析。由此不难得出如下结论。

(一)、台湾新闻道德观念的特点

通过对报禁开放前台湾新闻道德观念的分析,参照其它国家、地区的新闻道德观念,可知台湾新闻道德观念的特点主要有三。其一,政治色彩鲜明。台湾的新闻道德作为一种职业道德,始终受到台湾占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道德的影响与制约,具有鲜明的政治性、阶级性。它强调服务政治、宣传国策、反共复国,与国民党的政治理念毫无二致。在此基础上展开的道德规范、道德修养,也无不渗透国民党对新闻传媒的政治要求。其二,新闻与宣传不分。台湾正统的新闻理论,从孙中山、蒋中正到报禁开放前,基本上把新闻与宣传混为一谈。把新闻规律等同于宣传规律,以至于要求新闻传媒的“每一字句,每一声音,每一画面,都当力求其直接间接有助于光复大陆的任务早日完成。”新闻的真实性、公正性原则,在现实的政治需要前面,处于相对次要的服从地位。其三,中国传统道德和西方新闻职业道德观念的影响。台湾新闻道德观念中的许多内容,如报纸是社会公器、重义轻利、局部服从整体、诚实、言论报国等,直接来源于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另方面,西方社会战后流行的社会责任理论中,强调传媒的社会责任、自由的相对性和政府干预传播的观点,也完全或部分地为台湾新闻界所吸收。所以台湾的新闻道德观念,既不同于大陆的社会主义新闻道德观念,又不同于西方早期的自由主义报业理论。其实质内容与现代西方占支配地位的社会责任理论颇为类似。

(二)台湾新闻道德观念的积极作用

报禁开放前台湾的新闻道德观念,作为调节传播活动中人际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其形成及其完善,对于规范台湾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行为发挥了十分显著的作用,这种作用是新闻出版法及国民党的宣传纪律所无法替代的。它直接地为台湾新闻工作者指出了努力的方向及现实的途径,强化了他们的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对于加强台湾新闻工作者的道德修养和业务技能,提高台湾新闻事业的职业水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不仅如此,由于新闻传播活动的范围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而传播事业又是现代社会机体的组成部分,因此新闻道德的社会作用,不可能仅限于新闻行业内部,它必然会突破行业的界限而影响到整个社会,从而促进整个社会道德的积极变化。

(三)台湾新闻道德观念的局限性

如前所述,报禁开放前的台湾,一直维持着军事戒严体制。国民党政府在言论出版、游行、集会等方面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新闻自由的空间实在有限。在这种现实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新闻道德观念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道德观念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西方新闻道德思想的形成,实际是对缘起于新闻过度自由的新闻垄断化和低俗化的直接反应。现实背景的不同,使得台湾的新闻道德观念缺乏西方新闻界引以为自豪的独立和宽容精神。在美国编辑人协会制定的《报业信条》中,独立原则得到了高度的强调,“报纸除对公共利益必须尽责外,对于任何方面都不可接受委托与义务。此种不受约束之自由极为重要。”《日本新闻伦理纲领》则把宽容作为基本的道德准则:“民主报纸之基本特色,乃在宽容。譬如用以刊载该报所反对之政策之篇幅,应与刊登该报所支持之政策所用之篇幅相等。”在报禁开放前的台湾新闻界,由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独立精神的发挥实际上意味摆脱国民党政府的控制,宽容则意味着反政府反国民党的思想观点也可自由传播,这是国民党政府绝对不能容忍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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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ii] 戴华山.社会责任与新闻自律. 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8..348.

[xxiii] 孙中山.建设杂志发刊词.1919.8.1.

[xxiv] 蒋中正.今日新闻界之责任.1930.3.23.

[xxv] 中央日报社论.远大的前途,庄严的使命——为本报创刊50周年敬致读者.1978.2.1.

[xxvi] 蒋中正.怎样做一个现代新闻记者.1930.7.26.

[xxvii] 蒋中正.怎样做一个现代新闻记者.1930.7.26.

[xxviii] 台北市新闻评议委员会.中华民国电视道德规范.1974.6.29.

[xxix] 台北市新闻评议委员会.中华民国电视道德规范.1974.6.29

[xxx] 台北市新闻评议委员会.中华民国报业道德规范.1974.6.29.

[xxxi] 戴华山.社会责任与新闻自律. 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8..348.

[xxxii] 戴华山.社会责任与新闻自律. 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8.347—348.

[xxxiii] 戴华山.社会责任与新闻自律. 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8.383—384.

[xxxiv] 戴华山.社会责任与新闻自律. 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8.351.

[xxxv] 戴华山.社会责任与新闻自律. 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8.383—384.

[xxxvi] 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

[xxxvii] 台北市新闻评议委员会.中华民国报业道德规范.1974.6.29.

[xxxviii] 蒋中正.今日新闻界之责任.1930.3.23.

[xxxix] 马星野.蒋公论新闻道德.新闻学研究.1983(31).5.

[xl] 蒋中正.怎样做一个现代新闻记者.1930.7.26..

[xli] 台北市新闻评议委员会.中华民国电视道德规范.1974.6.29

[xlii] 台北市新闻评议委员会.中华民国电视道德规范.1974.6.29

[xliii] 台北市新闻评议委员会.中华民国电视道德规范.1974.6.29.

[xliv] 台北市报业公会.中国新闻记者信条.1950.1.25

[xlv] 蒋中正.民主主义育乐两篇补述.新闻学研究.1986(37).25.

[xlvi] 戴华山.社会责任与新闻自律. 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8.346.

[xlvii] 台北市新闻评议委员会.中华民国无线电广播道德规范.1974.6.29

[xlviii] 台北市新闻评议委员会.中华民国电视道德规范.1974.6.29

[xlix] 台北市新闻评议委员会.中华民国报业道德规范、中华民国无线电广播道德规范.1974.6.29.

[l] 台北市新闻评议委员会.中华民国电视道德规范、中华民国报业道德规范.1974.6.29.

[li] 台北市新闻评议委员会.中华民国无线电广播道德规范、中华民国电视道德规范.1974.6.29.

[lii] 蒋中正.中国新闻学会成立大会训词.1941.3.16.

[liii] 李瞻.国父与总统蒋公之传播思想.新闻学研究.1986(37).

[liv] 蒋中正.怎样做一个现代新闻记者.1940.7.26.

[lv] 李瞻.国父与总统蒋公之传播思想.新闻学研究.1986(37).

[lvi] 中国时报社论.现代报人与现代报纸——为本报更名说几句话.1968.9.1.

[lvii]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释(中国新闻记者信条).1952.9.1.

[lviii] 台北市报业公会.中国新闻记者信条.1950.1.25

[lix]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释(中国新闻记者信条). 1952.9.1.

[lx] 台北市报业公会.中国新闻记者信条.1950.1.25.

61台北市报业公会.中国新闻记者信条.1950.1.25.

[lxii] 台北市报业公会.中国新闻记者信条.1950.1.25

[lxiii]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释(中国新闻记者信条).1952.9.1.

[lxiv] 李瞻.国父与总统蒋公之传播思想.新闻学研究.第198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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