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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新闻思想体系
发布时间:2004-05-11 09:18:12 作者: 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创刊号 关注:35615

 

 

    在毛泽东新闻思想诞生以来的几十年间,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可以说是相当充分的。发掘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出版了众多的学术专著、论文。各种观点纷呈,争鸣气氛浓厚。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各个领域、各个部分,基本上都探索到了。但是通观这些研究,又不难看出其对于宏观把握的薄弱,对于具体问题、具体观点的探讨,超过了对于整体的分析。虽然没有人怀疑毛泽东新闻思想内容宏富、自成体系,但是在对毛泽东新闻思想体系本身的认识上,却缺乏有说服力的见解。而这又正是全面、深入地认识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关键所在

    作者以为,毛泽东新闻思想体系是一个多层次的完整结构。它类似于金字塔。位于塔顶的最高层次为毛泽东党报理论,位于底部的基础层次为毛泽东新闻业务观念,居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层次为毛泽东宣传谋略。这种多层次结构,与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宣传家和杰出的新闻工作者的多重角色是密切相关的。其新闻业务观念,是他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对于新闻传播具体业务的认识,这是宣传策略和党报理论的基础;党报理论,则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党的领袖对于党报工作的看法,这是统率其新闻思想体系的灵魂;而宣传谋略,又是他作为一个宣传家,对于宣传工作的总结,在毛泽东新闻思想体系中,它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在这里,作者将依此结构从三方面分析毛泽东新闻思想体系。

一、毛泽东党报理论

    毛泽东党报理论,是毛泽东新闻思想体系的最高层次,是统率整个思想体系的灵魂。在这个部分里,毛泽东解决了党报的使命、办报方针及党报工作者必须遵循的党性原则等问题。

(一)党报使命观

    近代报刊自问世以来,便一直是阶级的舆论工具。各阶级依其经济政治实力的大小而拥有规模不等的新闻宣传系统,并赋之以独特的使命。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报刊又成为它们的重要武器。毛泽东认为,党报作为革命文化的重要环节,“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1],“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2]它对于“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3]这些论述,揭示了党报的重大使命。

    具体来说,毛泽东揭示出的党报使命,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是宣传党的政策。1941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尚未正式出版时,毛泽东就指出:“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4]在他看来,共产党人不同于其他政党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斗争目标的公开性和群众性。“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怎样使广大群众了解党的政策? 渠道之一就是报刊。因而“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刊物上进行宣传。”“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5],使党的政策直接转变为群众的实际行动。

    其二是传播典型经验。共产党的路线是人民的路线,只有全体群众行动起来,集中在党的旗帜下,才能实现党的最终目标。而在群众中间,知识水平、工作能力、觉悟程度又是不尽一致的。这就需要先进带动后进、典型促进一般。因此“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6]

    其三是制造革命舆论,反击反革命宣传。毛泽东认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7]而作为旧制度的直接受益者的反动阶级,必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们必然会从宣传乃至军事上进行反扑,破坏革命的名声,污蔑革命的目的。对此无产阶级党报决不能听之任之,而应该“向反革命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8]

    其四是组织群众,推进革命运动。早在红军时期,毛泽东就认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实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9]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规定《解放日报》的使命为“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10]联系到前面三条,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不通过党的政策宣传、经验传播和舆论的制造,就不可能组织起广大的民众,也就是说,前面三大使命的实现是组织群众的前提;而组织群众推进革命运动,则是宣传政策,传播经验,制造舆论的目的。

    此外,毛泽东还很重视党报的批评监督作用,认为这是发挥群众积极性的重要途径。而这种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的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11],并强调党报批评应从有利于革命,有利于团结的立场出发,不能把它用作攻击个人的工具,同时还要避免片面性。只有这样,党报才能促进而非阻碍社会的发展。

    毛泽东的党报使命观是很深刻的。但是总的看来,他所揭示的使命基本上偏重党报的政治功能。宣传政策也好,组织群众也好,制造舆论也好,批评监督也好,基本上是在报刊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意义上讲的。这在战争年代,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历史已经证明,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在经济建设

成为我党头等大事的情况下,仍然过分强调这种偏重于政治功能的使命观,就不利于党报事业、广播电视事业的全面发展了。

(二)办报方针

    全党办报,全民办报,是国际无产阶级报刊事业的优良传统。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要求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为党的报纸工作,呼吁“所有的人,特别是工人,给我们写些东西。”[12]毛泽东在实际斗争中也意识到这一方针的重要意义。他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里指出:“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13]他又说办好一家报纸,“不但是办的人的责任,也是看的人的责任。看的人提出意见,写短信短文寄去,表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使这个报办得好。”[14]这与列宁的观点是一致的。

    在列宁办报思想的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探讨了怎样实现办报方针的问题。在他看来,实现这一办报方针,可以通过四条途径。

  第一,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党报的编委会, 在党报上发表党外人士的言论。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示《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报刊,“应吸收广大党外人员发表言论……并尽可能吸收党外人员参加编辑委员会”。“党报工作者必须学会善于吸引党外人员在党报上写文章、写通讯的方式和方法。”在他看来,在党报上将党外人士拒之门外的作法,貌似革命,实是一种典型的宗派主义态度。它只会造成“党外人员对党的过失缄口不言的现象。”[15]

    第二,刊登群众来信,反映群众的呼声和要求。根据毛泽东的其他论述,群众来信一方面可以作为生活亲历者对现实生活的生动描述;另一方面,它还能直接反映群众的要求,成为把握群众呼声的晴雨表,和沟通党与群众联系的精神桥梁。因此,党委和党报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16]

    第三,建立团结在党报周围的工农通讯员队伍。毛泽东认为,发展通讯员队伍,不仅能通过他们加强与群众的联系,而且还能及时报道社会生活的重大新闻,使报纸更加符合实际,使政策宣传及时变为群众的实际行动。

    最后,毛泽东还主张所有的机关、工厂、学校、连队都可以也应该自己办报。他说:“一个伙食单位,比如说有一百个人,出墙报一张,这里总有一个首长,他就要把墙报当作自己组织工作、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武器。”[17]这即是说,宣传不仅是新闻工作者的事,其他战线的实际工作者,都可以而且也应该进行符合当地实际的宣传工作。

    毛泽东的上述探索,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价值。首先,通过这些途径,党报宣传不仅是记者、编辑的事业,而且也成了广大党员群众的事业。而群众的信赖和支持,又是报刊生存的根本条件。其次,全党办报、全民办报,使得党报及其宣传更富有群众性,更贴近群众的生活实际,从而更易于为群众所接受。再次,由于在党报周围,团结了一大批热衷于宣传的工农通讯员和其他积极分子,使他们在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方面的作用,足以与党的职能机关相媲美。这种情形,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也仍然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全党办报、全民办报仍是我们应该遵循的办报方针。

(三)党性原则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关于无产阶级报刊工作党性原则的最早表述,是由列宁作出的。他认为无产阶级应该提出出版物的党性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党报“不能是个人或集体的赚钱的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它“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他还主张,“报纸应该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出版物和发行所……都应该成为党的机关,向党报告工作。”[18]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宣传实践的过程中,接受了这一原则,并且进一步研究了如何坚持党性原则的问题。

毛泽东认为,要坚持党性原则,首先就得加强党委对报刊的绝对领导。这种领导可以分为三种形式。一是“把新闻记者、报纸工作人员和广播工作人员召集起来开会,跟他们交换意见,告诉他们宣传的方针。”[19]使他们有所遵循,不至偏离党所规定的方向。二是根据中央政策精神,检查新闻宣传工作。此种检查分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两种。前者是回顾过去,对前阶段的宣传进行检讨,以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后者则是在党报出版之前,“由一个完全懂得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的同志,将大样看一遍,改正错误的观点,然后出版。”[20]三是党委第一书记亲自抓社论,把握党报宣传的基调。只有这样,党报宣传才不会偏离方向。

    应该指出,这里所谓的绝对领导,并不是没有条件的。毛泽东认为,党委的领导必须符合实际情况,“马克思主义是按情况办事的,情况就包括客观效果。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不正确的领导,不按情况办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使编报的人感到不自由,编出来的报纸群众不爱看,这个领导一定是教条主义的领导。”[21]可见,毛泽东所说的绝对领导,是将不正确的领导、教条主义的领导排除在外的,这一点对宣传工作至关重要。因为宣传是一种复杂的思想工作,是通过锲而不舍、水滴石穿的方式,渗透对方心理,进而改变其态度行为的活动。任何粗暴的不切实际的领导都将导致宣传的失败。过去人们往往忽视这一点,只讲绝对领导,而不讲领导方法的科学性,是不可取的。

    其次,作为党的耳目喉舌,党报要无条件地服从党的政策。党委的领导,只是确保报纸政治方向的外部条件。要使报纸成为富有战斗性的机关报,关键的是要发挥党报遵守党的纪律的自觉性。

    再次,毛泽东还根据党性原则,对党报工作者提出了两大基本要求。一是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二是一切根据政策,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重大问题的处理须请示上级,“任何下级人员,不得擅自表示态度”[22]

    不难看出,毛泽东党报理论作为毛泽东新闻思想的最高层次,并非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党报活动的论述。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满足于前人的论断,而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从而为马列主义新闻学说的丰富和发展,做了重要的贡献。

二、毛泽东宣传谋略

    毛泽东还是一个杰出的宣传家。在其指导中国革命宣传实践的过程中,总结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宣传谋略。这些谋略,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全面地认识宣传对象

    所谓宣传,是通过提供情报,阐述某种主义、主张、思想观点以影响特定对象的心理、态度及其行为方式的活动。宣传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宣传对象的了解程度。不了解对象的宣传是盲目的宣传,注定是得不到什么效果的。这是新闻学、宣传学的基本法则。毛泽东认识到这一法则的重要性,因而告诫党的新闻工作者:“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他反问那些无的放矢,不看对象的党八股爱好者,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么? 我们和任何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里想些什么东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么? 所以,“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23]

    在毛泽东看来,对宣传对象主要应了解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是对象的情绪状态。情绪是影响宣传效果的重要因素。了解了对象的情绪,才能使宣传“切合群众的情绪”,从而实现宣传者与读者对象感情的共鸣。而所谓情绪,乃是人们对现实世界的一种特殊的反映方式,是人们对客观事物能否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当人们处于某种态度体验,诸如愉快、忧愁、赞叹、激愤、爱慕中时,这种体验的色彩总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他们对接触对象的感知,或直接投影到接触对象身上。表现在新闻宣传过程中,态度体验就影响到对象对传播内容的取舍。与对象情绪色彩一致的内容,几乎会毫无例外地取得显著的宣传效果,反之,则易于为对象所抵制。所以宣传家的任务,首要的便是把握、了解宣传对象的情绪。

其二是对象的知识能力。毛泽东认为,群众的知识能力是制约其接受外来宣传信息的另一要素。一般来说,有知识、有能力的宣传对象,比较喜欢理性的说服,典雅的文句,深刻的分析和广博的引证。相反地,文化水平低的对象,则喜欢情绪的鼓动,浅显的比喻,通俗的文字。一切宣传活动都应该以对象为转移,适应不同对象的知识能力而有所变化。如果宣传对象是社会上最广大的中下层群众,那么就要尽可能地降低宣传内容的知识水准。“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那么广大群众是不能领会我们的决议的。”因此,必须切实地把握群众的知识水平,并且“随时都善于简单地、具体地,用群众所熟悉和懂得的形象来讲话”[24]

    其三是对象的现实需要。宣传要达到目的,其内容必须能满足对象的现实需要。对象的需要有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物质需要关联到对象的衣食住行,精神需要则关系到对象的自尊、交际心理和娱乐文化心理。凡是与对象需要相关,并能给予满足的宣传内容,就能打动对象的心弦;反之,则无异于隔靴搔痒。因此,办报也好,办广播电台也好,均应“根据当地人民的需要 (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否则便是脱离群众。”[25]而脱离群众,无视对象需要的宣传,注定是收不到实际效果的。

(二)合理地组织宣传材料

    宣传总是一定内容的宣传。关于宣传的内容,材料的组织,是宣传能否成功的关键。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探索。

  第一是关于软材料与硬材料的搭配。所谓硬,是指题材比较严肃的政治、经济、科技新闻和富有战斗性的评论;而软,则是指人情味浓厚、写法轻松的社会新闻、文艺副刊、琴棋书画等信息内容。这两类不同性质的内容,究竟应占多大比例,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的新闻宣传机关,应该表现出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胸怀和无所畏惧的战斗精神。因此,我们的报纸“要尖锐、泼辣、鲜明”,毫不吞吞吐吐。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报纸及其宣传,首先应该具备硬的品质。只有硬的材料,才能动员民众,鼓舞士气。但是毛泽东在强调硬的同时,又指出,“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因为那种过于严肃的题材难以提起并维持群众的阅读兴趣,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所以应该而且“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26]。在宣传内容中,适当增加软性题材的比重。在这点上他很赞成《文汇报》的做法,表扬该报“搞得活泼,登些琴棋书画之类”。另一方面,毛泽东又认为,增强软性还可以从改进文章的写法着手。如果“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即便是硬的题材,也给软化了。当然,毛泽东并非主张新闻宣传要无限制地软下去,而是主张软与硬的辩证统一。在宣传内容的软硬对比上,毛泽东比较明显地偏重于硬,软只是处于比较次要的地位。这与他作为革命家、政治家的战斗性格是极为贴切的。

    第二是远材料与近材料的配合。在毛泽东看来,要宣传群众,就得从群众的生活实际出发,由近及远,逐步铺陈。他指示报纸登新闻的次序,应是“本乡的、本区的、本县的、本省的、本国的、外国的、由近及远”;其内容,“国内国际消息要少,只占十分之三,本军、本地、近地消息要多,要占十分之七。”他要求“《时事简报》的新闻,特别是本地和近地的新闻,一定要与群众的生活紧密地关联着。如牛瘟、禾死、米荒……都是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群众一定喜欢看。凡属不关紧急的事不登载。”只有这样,“才能引动士兵和群众看报的兴趣,取得我们所要取得的效果。”[27]这种观点,与新闻学的接近性原理是一致的。根据接近性原理,新闻受众一般倾向于接受发生在自己身边,或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事件的信息。换言之,宣传内容是否靠近读者,是否与读者直接或间接的生活需要相关,乃是决定读者接受态度的重要因素。但是,强调接近性,并非将宣传局限于近的内容。这样只会使对象闭目塞听。我们强调近,是为了由近及远,为了更好地配合远距离的内容。

    第三是典型材料与一般材料的协调。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就要求各级政治机关注意收集八路军、新四军中出现的典型的民族英雄。认为“表扬这些英雄及其英勇行为,对外宣传和对内教育均有重大意义。”[28]毛泽东一方面肯定典型宣传对实际工作的重大作用,另一方面又认为典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可以分为三种,先进的、中间的和落后的。在宣传实践中,中间典型一般没有多大的宣传价值。而先进典型的宣传价值则是非常明显的。因为这种典型一旦经过报刊广为宣传,就会像一面飘扬的旗帜,吸引带动一大片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群众,成为现实政治运动的推动力。但是毛泽东也意识到,典型总是一般基础上的典型,离开了一般也就无所谓典型。所谓红花尚须绿叶扶,也就是说,报刊宣传的不能尽是些典型,典型的材料只有和一般的材料结合起来,才能起到典型的带动作用。

    第四是正面材料与反面材料的组合。毛泽东认为,报纸的宣传内容,就其性质而言,可以分为正面和反面两类。正面的材料,旨在弘扬正气,歌颂成绩,赞美英雄,催人奋发;反面的材料,则是要揭露缺点,批评错误,控诉罪恶,压倒邪气。在他看来,这两种材料对报纸来说同样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在中国革命长期的宣传实践中,人们往往会自觉地偏爱正面的宣传,而忽视了反面的材料。应该说,以正面宣传为主是不错的,但是作为宣传家,还须予反面材料以一席之地。毛泽东主张,“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29]如果把它们“封锁起来,反而危险”。因此应该在思想领域“种牛痘”,即“人为地把一种病毒放在人体里面去,实行‘细菌战’,跟你作斗争,使你的身体里头产生一种免疫力。”也即是说通过宣传工具,“把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志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30],以增强其对病毒、对错误东西的抵抗力。如果无视这种反面的教材,专注于正面的宣传,就无法使群众认识到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当人们在生活中遇到了报纸上从来未接触过的怪事怪论时,既不能认识其坏处,也不能想方设法克服它,消除它。所以反面的材料,应该成为新闻传播不可缺少的内容。不过,在具体内容的安排上,正面材料应居于主导地位,而且“在开展反坏人坏事的广泛斗争达到了一个适当阶段的时候,就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31]这一观点对中国革命宣传实践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三)科学地运用宣传手段

    在毛泽东的宣传实践中,科学地运用多种宣传手段,准确地把握宣传力度,是其成功的重要经验。根据毛泽东的理解,宣传也是一场战争。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灵活地运用多种传播媒介,采用最能感动读者的宣传方式,精确地控制宣传信息的流量。且看对传播媒介的运用。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把传单、布告、宣言作为重要的宣传文件,并认为邮寄宣传品,即在邮件上印上宣传鼓动口号,是不可代替的宣传工具。他还认为,“壁报为对群众宣传的重要方法之一”,化妆宣传也是一种最具体最有效的宣传方法。他要求“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治部宣传科的艺术股,应该充实起来,出版石印的或油印的画报。”[32]后来,随着我党广播事业的诞生,毛泽东又指导全党要充分地利用这一新的媒介。可见在当时历史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对于口头宣传、文字宣传、实物宣传的各种手段、体裁,毛泽东都已充分地注意到了。

    毛泽东还非常重视在宣传过程中对信息流量的控制。他反对强行灌输,而主张讲究分寸,主张根据对象的心理承受能力,多下毛毛雨,慢慢地渗透。他告诫宣传工作者“不要在几个小时内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观点,而这些观点和材料又是人们平素不大接触的。一年要找几次机会,让那些平素不大接触本行事务的人们,接触本行事务,给以适合需要的原始材料或者半成品。不要在一个早上突如其来地把完成品摆在别人前面。要下些毛毛雨,不要在几个小时之内下几百公厘的倾盆大雨。‘强迫受训’的制度必须尽可能废除……要彼此有共同的语言,必须先有必要的共同的情报知识。”[33]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指出:“我们共产党要学会一个办法,就是人家不听就不讲了。”[34]从这两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读者信息接受过程的基本看法。首先,读者的思想态度、行为方式的改变,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用简单的灌输方式是难以达到目的的;其次,要使宣传对象具有与宣传者相同的语言和态度,必须使对象具有与宣传者相同的情报资料;其三,要使宣传卓有成效,就得遵循宣传对象的心理规律,变倾盆大雨为毛毛细雨,作长期打算,锲而不舍,水滴石穿。这一见解可以说是对马列主义宣传理论的创造性贡献。

    此外,作为一个宣传家,毛泽东还深知情绪的鼓动在宣传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对于不同的宣传对象来说,情绪作用的范围是有区别的。一般而言,知识水平高的对象,其态度和行为,易于为事实的陈述和理智的说服所左右;反之,知识水平低下的普通群众,对于客观事实和意见论证大多不感兴趣,反而易于为充满激情的鼓动材料所感动。所以,如果宣传家明白自己的对象不是社会的上层,而是广大的中下层民众,那么他就应该适当提高情绪性内容在宣传过程中的地位。使宣传内容“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35],或者说能准确地“表现多种群众情绪”。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宣传者与宣传对象的情感共鸣,“提高群众的斗争情绪”[36],鼓舞人民的士气。这一观点与历史上其他著名的宣传家,如列宁、梁启超是不谋而合的。

(四)准确地把握时空环境

    宣传总是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进行的。时间空间的特殊性,往往会给特定历史条件下宣传活动以鲜明的个性特征。为了实现宣传的目的,宣传家必须一切以时间地点为转移。这也是毛泽东一以之的重要见解。

    从时间上看,毛泽东认为,宣传工作者应该注意两点。其一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历史阶段,宣传的内容、倾向应该有所区别。切不可千篇一律,以不变应万变。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就指示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工作者,“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这在七月以前是必要的,七月以后则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37]也就是说,时间变化了,形式不同了,宣传的内容调子也应随之发生变化。其二,在时效性问题上,宣传家与新闻记者的理解是不大一样的。在记者看来,时效是新闻的生命,新闻发布要及时、快速;过时的东西则不成其为新闻。所以记者追求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尽可能地缩短新闻事件发生与新闻报道发表之间的时间差。时间差越短,报道速度越快,就越能引起轰动性效应。但是对于宣传家就不一样了。对于宣传家来说,与其说是追求时效,还不如说是追求时机。在许多场合,快速的报道并不能带来好的效果,甚至会完全相反。对此,毛泽东主张“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新闻的快慢问题也是这样。有的消息,我们就不是快登慢登的问题,而是干脆不登。”免得传播一些不成熟的、错误的经验。1956年,北京几天就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本来对这样的消息就要好好考虑,后来一广播,各地不顾本身具体条件,一下子都干起来,就很被动。”[38]可见宣传工作者对时效问题,应有正确的认识。在条件、时机允许的范围内,可以追求快速;但是一旦快速报道会造成不利的后果,宣传工作者就应该放一放,压一压,等到时机成熟后再予以道。

    在空间问题上,毛泽东主张一切宣传要适应客观情况,随着地点、情境的不同而改变。他曾指示红军,每“到一个地方,要有适合那个地方的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39]在解放战争接近尾声,我党开始全面接管大中城市时,毛泽东又认为,“在大城市工作的作风,决不能搬用在乡村工作的作风。在大城市,凡事均须从新仔细考虑,一举一动都要合乎城市的情况。”由此,他主张在平津这类大城市的墙壁上不应该书写空洞的大字标语,而应该张贴有针对性的印刷品。至于在军队中进行的实际教育口号,“不要当做标语写在北平天津这样的大城市里,也不要当做单纯的口号登在大城市报纸的广告上,也不要在我军尚未打南京时在天津这类大城市的市民会议上去叫出来。”[40]只有这样因地制宜,宣传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三、毛泽东新闻业务观念

    这是毛泽东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对具体的新闻传播业务的主要见解。其党报理论、宣传谋略便是在此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作者认为,毛泽东的新闻业务观念,可以从新闻本质论、新闻文风论、新闻作风论三个方面去理解、把握。

(一)新闻本质论

    新闻本质论,主要是回答新闻的本源和生命所在的问题。这是毛泽东新闻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毛泽东看来,新闻是新近发生的客观事实的报道,是人们对客观世界新近变动的反映,但它毕竟不等于客观事实本身。事实是新闻的本源,先有事实而后有新闻。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则处于从属的地位,是第二性的东西。唯其如此,新闻报道必须与客观事实相一致,符合事实的本来面目。否则就不成其为新闻。新闻的生命力,归根到底,也是宣传的生命,在于真实。虚假的、捏造的东西,一旦为民众所察觉,就会尽失民心,信誉扫地。因此,真实性原则是新闻工作的一项根本原则。

    坚持报道的真实性,是无产阶级新闻宣传的优良传统,也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41]他深信事实胜于雄辩,报道事实,就是对反革命谣言的有力反击。而要坚持真实性,不仅要求宣传的每件事情都是真实的,而且还要通过报道,准确地把握社会变动的实质,把握社会的主要矛盾。假如“丢掉主要矛盾”,而只报道细微末节(哪怕是真实的),也不能说它准确地反映了社会变动的本质。在长期的宣传实践中,毛泽东多次重申新闻宣传的真实性原则。在肯定“文字和材料都要是有鼓动性的”同时,又严禁扯谎,“例如红军缴枪一千说有一万,白军本有一万说有一千,这种离事实太远的说法,是有害的。”[42]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再一次强调,“不要吹,就是要报实数,‘实报实销’。”对于成绩、胜仗是如此,对于错误、自然灾害也要如实报道,“一点也不要隐瞒”[43]。后来,他又指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44]毛泽东的这一原则,表明了共产党人无所畏惧,直面现实的气魄。但遗憾的是,在解放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一原则精神被遗弃了,终于导致了大跃进时期各新闻机构争放卫星的局面。十年动乱时期,更是使讲大话、空话、假话成为时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二)新闻文风论

    作为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毛泽东的讲演和文章,都非常出色。不论是哪一种体裁,均具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引人入胜,别具一格,表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风。毛泽东非常重视文风的改进问题。他把文风提高到党风学风的高度,认为文风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内容的表达,以至影响全党全国。为了实现党的宣传目的,他强调,“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45]

    根据毛泽东的论述,他所提倡的文风应该具备两大要素。

  其一,文章必须通顺,合乎文法。他曾在一篇按语中批评:“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也不讲究文法和修辞,爱好一种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古,好像他们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46]因而要求新闻工作者写出生动通顺的文章,不要故弄玄虚,如此,才能使宣传为广大的群众所接受。

    其二,文章要具备尖锐、泼辣、鲜明的特征,表现出无产阶级的战斗风格。“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47] 因为共产党的任务是教育人民认识真理,促使人民觉醒,动员人民起来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所以,党联系群众,深入实际。这实际是党的群众路线、思想路线在新闻工作领域的具体体现。

    关于联系群众,毛泽东论述较多,但大体上可归纳为三点。其一,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认为,“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48]新闻传播就是实现这一过程的重要工具。一定的事实、一定的观点,都不可能是记者凭空的创造,而只能来自于群众创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而这种观点、报道是否正确,又有赖于群众的检验。其二,以平等的态度对待群众。要使联系群众不致流于形式,就绝不能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之间相互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 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人们的工作、职务、地位虽有不同,但是不论任何人的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因此,新闻工作者应该向鲁迅学习。在毛泽东看来,“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49]这正是他赢得读者的重要原因。其三,真心的做群众的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毛泽东告诫新闻工作者,群众在某种场合不讲真话,不能怪群众,而只能怪自己。“要在谈话过程中和做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作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50]这一见解是极为深刻的。

    至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不仅是客观报道,也是制定科学政策的重要依据。毛泽东多次强调,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想象的东西,绝不是具体的情况。“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51]后来他又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52]这一观点可以说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新闻领域的体现。因为既然新闻的本原是客观事实,那就只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才能全面客观地认识,才能准确生动地报道。

    可见,新闻工作者密切联系群众,联系实际,调查研究,乃是解决新闻的真实性问题、方向性问题的关键。唯有联系群众,方能代表群众,反映群众的呼声、要求,表现出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风。唯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方能从根本的意义上保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这是与新闻的生命力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 结 

    归纳上面三个部分的论述,作者认为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如前所述,毛泽东新闻思想内容宏富,自成体系。而这个体系又是由三个子系统有机地组合而成的。它们是:毛泽东的党报理论,宣传谋略和新闻业务观念。这个系统恰似一个金字塔结构,位于塔基的是新闻业务观念,处于塔顶的是党报理论,介于两者之间的则为其宣传谋略。三者同为金字塔的重

要构成部分,互相依存,缺一不可。

    第二,毛泽东新闻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新闻传播工作、宣传工作的基本规律。它在过去,曾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做了重大的贡献。对于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新闻改革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理论角度看,毛泽东新闻思想体系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奠定了基础。

    第三,毛泽东新闻思想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家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合乎逻辑的发展。尤其是他的党报理论,与列宁的党报学说密切相关。离开马列主义新闻学说,毛泽东新闻思想就成了无源之水。但是毛泽东没有满足于简单的继承,而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将马列主义新闻理论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第四,正如历史上一切重大的理论成果都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毛泽东新闻思想也留下了时代的印迹。由于毛泽东新闻思想主要形成于战争年代,这就决定了他的某些观点,可能不适应于战后和平建设时期的客观现实。如毛泽东对新闻宣传功能的认识,就偏重于政治作用,把新闻媒介的性质,规定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等。这些观点,显然应从历史的意义上去理解。

第五,正是由于还存在着某些局限性,发展毛泽东新闻思想也就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了。但是这种发展必须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而不应该成为否定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理由。



[1] 毛泽东著:《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08页。

[2] 毛泽东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47页。

[3] 毛泽东著:《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页。

[4] 毛泽东著:《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54页。

[5] 毛泽东著:《对晋绥日报工作人员的谈话》,《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49页。

[6] 毛泽东著:《及时播发山西崞县土改的好经验》,《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页。

[7] 毛泽东著:《〈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按语》,《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78页。

[8] 毛泽东著:《〈政治周报〉发刊理由》,《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9] 毛泽东著:《红军宣传工作问题》,《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10] 毛泽东著:《延安〈解放日报〉发刊词》,《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55页。

[11] 毛泽东著:《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 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29页。

[12] 转引自杨春华、星华编译之《列宁论报刊与新闻写作》,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29页。

[13] 毛泽东著:《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50页。

[14] 毛泽东著:《〈中国工人〉发刊词》,《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48页。

[15] 毛泽东著:《党报应吸收党外人士发表言论》,《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94页。

[16] 毛泽东著:《重视人民来信》,《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73页。

[17] 毛泽东著:《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页。

[18] 列宁著:《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列宁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卷,第25-29页。

[19] 毛泽东著:《宣传勤俭建国,提倡艰苦朴素》,《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83-184页。

[20] 毛泽东著:《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55 页。

[21] 毛泽东著:《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89页。

[22] 毛泽东著:《勿擅自向外表示态度》,《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62页。

[23] 毛泽东著:《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37页。

[24] 毛泽东著:《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 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43页。

[25] 毛泽东著:《怎样办地方报纸》,《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页。

[26] 毛泽东著:《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 190页。

[27] 毛泽东著:《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2页。

[28] 毛泽东著:《收集和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民族英雄事迹》,《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页。

[29] 毛泽东著:《要在报纸上揭发坏人坏事,表扬好人好事》,《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74页。

[30] 毛泽东著:《看〈参考消息〉就是种牛痘》,《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85页。

[31] 毛泽东著:《要在报纸上揭发坏人坏事,表扬好人好事》,《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74-175页。

[32] 毛泽东著:《红军宣传工作问题》,《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1页。

[33] 毛泽东著:《文章的三性和写作方法》,《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06页。

[34] 毛泽东著:《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15页。

[35] 毛泽东著:《红军宣传工作问题》,《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8页。

[36] 毛泽东著:《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

[37] 毛泽东著:《宣传一定要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毛泽东新闻工 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34页。

[38] 毛泽东著:《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93页。

[39] 毛泽东著:《红军宣传工作问题》,《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9页。

[40] 毛泽东著:《宣传约法八章,不要另提口号》,《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60页。

[41] 毛泽东著:《〈政治周报〉发刊理由》,《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42] 毛泽东著:《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页。

[43] 毛泽东著:《如实报道灾情》,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14页。

[44] 毛泽东著:《假话一定不可讲》,《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13页。

[45] 毛泽东著:《反对党八股》,《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88页。

[46] 泽东著:《〈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按语》,《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80页。

[47] 毛泽东著:《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322页。

[48] 毛泽东著:《文章的三性和写作方法》,《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06-207页。

[49] 同上书,第205页。

[50] 毛泽东著:《关于农村调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65页。

[51] 毛泽东著:《〈兴国调查〉前言》,《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2-183页。

[52] 毛泽东著:《关于农村调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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