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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新闻通史体系刍议
发布时间:2004-05-11 09:21:52 作者: 来源:国际新闻界2001年1期 关注:35615

 

 

所谓历史,从广义上讲,是指的一切事物以往的运动发展过程。按照事物的不同性质,人们一般将其划分为自然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我们通常意义上使用的历史概念,主要是指的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历史,即与自然界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人类社会以往的运动发展过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种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1]”历史学则是对人类以往历史过程的记录、对于人类以往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探讨。这种记录、总结和探讨,乃是社会科学赖以确立的基础。由于人类的历史沿着螺旋式上升的轨道在进化,历史科学的体系亦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完善。新闻史学正是历史学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随着近代报业的出现而形成的历史科学之树的一个新的分支。另方面,对于新闻学来说,新闻史学又是新闻学学科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人们一般把新闻学看成是由理论新闻学、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史学三大块板组成的知识体系,而且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又是从新闻史的研究开始的。可见,新闻史学是一门典型的交叉学科。通过新闻史学将新闻学与历史学紧密地联系起来。新闻史学的发展进步,有利于提升作为其母学科的历史学、新闻学的整体水平;而历史学、新闻学奠定的学术基础,又制约着新闻史学发展的空间。

自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历史学和新闻学实现了空前的发展。就历史学而言,国别史、地区史和专门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伴随着历史向着世界历史的转变,世界通史体系逐步建立并且日趋完善。新闻学的起步虽然很晚,但是,电子传播媒介和通讯卫星的出现,尤其是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实现了全球范围的同步传播。世界的空间距离大大地缩短,全球村庄由梦想变成了现实。新闻理论、新闻实务紧跟着新闻实践的步伐迅速发展。新闻史研究虽然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国别史、专门史、地区史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相对于历史学、新闻学奠定的学术基础和新闻传播全球规模的发展所提供的可能性,新闻史学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突破。具体而言,时代期待着一种全新的新闻史研究范式,即世界新闻史研究的出现。创建世界新闻史体系既是新闻事业跨世纪发展的要求,又是健全、完善新闻学学科体系的需要。本文打算从两个方面就世界新闻史体系问题略作探讨。

一、          当前新闻史研究的基本格局

作为新闻学知识体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新闻史学研究已成为新闻学术的重要领域。应该说,自新闻学诞生以来,人们在新闻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丝毫不亚于新闻理论和新闻实务的研究。仅就国内新闻史学研究的情况而言,其成果之丰硕,其水准之高,绝不在新闻学的其他研究领域之下。从专业研究人员的组成、大学新闻专业课程的设置及研究成果来看,当前我国新闻史学研究总体上呈现出中(中国新闻史)外(外国新闻史)分治的基本格局。至于以包容中外于一体,以整个世界全局为对象的世界新闻史研究,还没有引起学术界普遍的关注。

中外分治的基本格局

学术界对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具有相当长的历史,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代表作主要有,戈公振著的《中国报学史》、蒋国珍著的《中国新闻发达史》、曾虚白著的《中国新闻史》、丁淦林著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特别是方汉奇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新闻通史》。还有为数众多的专门史著作,如赵玉明编著的《中国现代广播史》、郭镇之著的《中国电视史》、胡太春著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等。这些专著及大量论文的出版、发表,对于提升中国新闻学术的整体水平,具有重大的意义。

至于外国新闻史研究,既有国别史,又包含了地区史;既有专门史,又有综合新闻史。总的来说,学术界对外国新闻史的研究,大体上有四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A国新闻史+B国新闻史+C国新闻史+D国新闻史+······=外国新闻史。这一模式缘起于日本学者小野秀雄所著的《内外新闻史》(台湾译本名为《中外新闻史》)。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李瞻的《世界新闻史》的体例,就是来源于小野秀雄。大陆学者陶涵主编的《世界十国新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辑的《七国传播事业》等,从其内容、体例上看,均应属于这一模式。

第二种模式是,各国报纸史+各国广播史+各国电视史+各国通讯社史=外国新闻史。此种模式实际是地区新闻史研究。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有张隆栋、付显明主编的《外国新闻事业史纲要》、梁洪浩主编的《外国新闻史》和张允若、高宁远所著的《外国新闻事业史新编》等。

第三种模式是专门史研究。如苑子熙著的《外国广播电视事业史简编》、国际广播电台研究室编辑的《世界广播电视:变革和发展》、徐耀魁主编的《西方新闻理论评析》和王泰玄著的《西方著名报纸概要》等。

第四种模式是国别史研究。这一研究主要表现为对外国研究成果的翻译,国人自己独著的较少。其代表性的作品有,日本山本文雄等著的《日本大众传播工具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美国埃德温·埃默里等著的《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及刘有源著的《美国新闻事业概况》等。

应该指出的是,国内出版界近年来也推出了好几本带有“世界”字样的新闻史著作。如台湾政治大学李瞻著的《世界新闻史》、李明水著的《世界新闻传播发展史》、法国彼·阿尔贝著的《世界新闻简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等,但是这些著作严格说来,都不能算是世界新闻史。因为,它们要么是几个国家新闻史简单的迭加,要么是以欧美各国为中心,或者是把中国排斥在该书的体系之外。

中外分治格局的优越性

     新闻史研究中外分治的基本格局,是由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在既有的条件之下,这一研究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新闻史学的深度发掘,至少表现出其独有的三大长处。

    第一、中外分治的研究格局,特别是“A国新闻史+B国新闻史+C国新闻史+D国新闻史+······=外国新闻史 ”的研究模式,有利于逐个地理清各个主要国家新闻传播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因为在陈述各个国家新闻史时,不必过多地顾及与此相关的其他国家的横向联系及其相互影响,因而能够集中精力于该国新闻历史的探讨。特别是在对本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新闻传播接触不多、了解不深的情况下,逐个地研究个别主要国家的新闻历史,可以说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以此为基础,才谈得上对世界新闻传播全局的综合研究。

第二、在理清各主要国家新闻传播产生、发展、演变脉络的基础之上,研究者们才能深入地分析、把握支配各主要国家新闻传播演进的特殊规律。在世界范围内,由于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民族心理、政治经济制度诸因素的差异,各个国家的新闻传播不仅表现出了丰富多彩的个性结构,而且在媒介的功能、运作及新闻工作者的活动空间,甚至在新闻传播演变的途径上,也大不相同。那么是什么决定了各个不同国家新闻传播的种种差别?其原因当然应该从各个不同国家新闻历史本身去寻找。

第三、中外分治的新闻史研究格局,还有利于在国别史研究的基础上,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新闻历史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如前所述,由于每个国家所置身的地理与历史文化环境的不同,政治经济制度的不同,每个国家新闻传播发展、演变的道路也大不一样。那么,各个国家新闻传播历史的独特性何在?为什么又会产生这些独特性?这些问题,仅仅通过单一国家新闻历史的了解,是不可能得到满意的答案的。只有把相关的国家放在共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作综合的比较研究,才能得出合理的解释。而比较研究的前提,是对比较对象历史与现实的全面的把握。这一前提正是通过国别史、地区史研究的展开,而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中外分治研究格局的缺陷

中外分治的新闻史研究格局,尤其是新闻国别史、地区史的研究,虽然有上述种种长处或优点,但是,相对于新闻传播事业和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客观需要,相对于世界通史的研究水准,还存在着一些差距,或者说还有一些不可忽视的缺陷。

其一、研究视野偏狭,不利于了解世界新闻历史发展的全貌。在中外分治的基本格局之下,新闻历史研究总体上是以国家为本位。在对象国家之外,其它国家的新闻历史是不在研究者关注的范围之内的。这样,经过长期的研究、积累,研究者对于若干主要国家,或自己感兴趣的若干地区的新闻史可能有相当深刻的了解,至于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则付之阙如。这一点可以从眼下看到的大量新闻历史著作中得到证实。事实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比目前的一些新闻历史著作所展现的要大得多,要丰富得多。仅仅掌握几个主要国家或地区的情况,远远谈不上对整个世界的了解。在现代传播科技迅猛发展,世界各地经济文化联系日趋紧密的情况下,过去被人们看成是广袤无边、遥不可及的地球,变成了可以瞬间共享信息资源的全球村庄。世界已不再是几个国家、几个地区松散的聚合,而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要全面地认识、把握当今的新闻传播,就必须深入地了解世界新闻传播历史的全貌。

其二、相对封闭的历史体系,难以解释各个不同国家的新闻历史在空间上的相互关系。由于中外分治,许多新闻史研究者习惯于把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新闻传播看成是一个独立、封闭的系统,满足于对它作纵向的、线性的描述。而不是或很少把它放在世界新闻传播的宏观背景之中,从局部与局部、局部与整体的横向联系中,考察各国新闻传播的历史演变。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结构及经济文化水平,除了取决于其自身的生产及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以外,还取决于这个国家与外部世界的交往程度。因此,历史学家在关注历史的纵向发展时,还必须注意历史的横向发展。所谓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个地区的相互封闭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2]。所以,历史学者要想揭示一个国家发展演变的根本原因,在追述其历史轨迹的同时还必须从空间上作横向的考察。这一原理对于新闻历史同样也是适用的。如果孤立地研究国家、地区的历史,就无法揭示各个国家、各个地区新闻传播在世界历史宏观背景中的空间关系,从而难以全面地解释其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

其三、难以把握对象国家在世界新闻历史上的地位。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每个国家、地区因其对世界文明进化贡献之大小,而占有不同的位置。这种贡献或地位,不仅是相对于其他国家、地区而言的,而且还必须从世界全局出发进行综合的权衡。因此,要把握各个国家新闻传播在世界新闻通史中的具体方位,中外分治的新闻史研究是无能为力的。

其四、专注特殊,不利于把握世界新闻传播的普遍规律。由于研究者以各个国家、地区为基本的研究单位,以理清该国家、地区新闻演变的历史脉络为主旨,便利于了解、把握决定其新闻传播产生、发展、演变的内在的特殊规律。但是任何国家、地区都不可能独立于统一的世界体系之外,而只能作为世界整体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生活于世界大家庭的各个国家和地区成员,其历史背景、文化传统、民族心理及政治经济制度千差万别,从而决定了其新闻传播多种多样的复杂结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及其不同的发展阶段,总是存在着彼此相同的共性、普遍性或者说是普遍规律。这种普遍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各个国家、地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3]”而中外分治的格局,却在一定的程度上增加了认识普遍规律的困难。认识各个国家的特殊性,固然是把握世界普遍规律的重要条件;而只有认识了普遍规律,才能更深刻地把握各个国家的特殊性。

其五、就新闻论新闻,忽略了新闻传播所置身的社会背景。当研究者以国家、地区作为基本的研究单位时,更多地将精力集中于新闻传播本身的历史演变过程。至于上演新闻传播活剧的舞台——社会历史背景,则在较大的程度上被忽略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历史研究者的任务,不仅在于揭示历史是怎样的,而且还应该说明它为什么是这样的?要完成这样的任务,单纯地从新闻传播本身来探讨,是无法得出我们所需要的结论的。只有将新闻传播放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把新闻传播作为社会大系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局部与整体、部分与部分的关系上,才能从在根本上解决“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这一重大问题。

可见,新闻历史研究中外分治的基本格局,作为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既有其客观的必然性,又有一定的历史局限。它适应了新闻传播事业和新闻传播学术发展的客观需要,有利于梳清各个国家新闻历史演变的脉络,有利于把握各个国家新闻传播发展的特殊规律,同时还有利于推进新闻传播的比较研究。但是,这一格局也存在着上述诸多的缺陷。要克服这些缺陷,只有期待一种能够涵盖中外,以整个世界新闻传播全局为对象的世界新闻通史体系的出现。

二、时代呼唤建立世界新闻通史体系

如前所述,建立世界新闻通史体系乃是时代的要求,是提高新闻学术整体水平的需要,是新闻史学研究适应着“地球村庄”形成的必然发展趋势。在新闻学术迅速发展,历史科学更加成熟,新闻事业日趋全球化的情况下,世界新闻史体系的建立不仅是一种必要,而且还成为可能。

建立世界新闻史体系的基本条件及尝试

首先是世界历史的形成及世界一体化逐步加强的趋势。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世界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4]”原始时代的人类彼此隔绝,互相封闭。随着历史的进步,“各个互相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5]”也就是说,人类历史由原始的彼此闭塞的人群的历史演变为世界历史,其自身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正如苏联《世界通史》一书导言中所说的,“世界史不但是人类发展的一般合乎规律的过程,而且还是这个过程的结果。[6]”人们一般认为,这一过程开始于地理大发现,至十九世纪中期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时,出现了统一的全球市场,世界历史即告形成。到十九世纪末乃至二十世纪,随着经济的集中化,跨国垄断的规模不断扩大,信息传播技术迅速进步,世界各大洲、各地区的联系空前紧密,全球的政治、经济空间日趋缩小,整个世界的一体化程度不断地得到强化。这一进程自然会在历史学研究领域得到反映。研究者们开始以全球的眼光、宏观的思维,以全人类及其共同的生活空间——地球——为研究对象。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世界通史研究的繁荣。此间出版了不少优秀的代表作。如英国学者赫·乔·韦尔斯著的《世界史纲》,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剑桥三史”,即《剑桥上古史》、《剑桥中古史》和《剑桥近代史》,苏联科学院主编的多卷本《世界通史》,还有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著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等等。这些通史著作,以其宏观的研究视野和对于人类历史全局的精确把握,不仅把历史学的研究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而且在方法论和基本史料方面,为世界新闻通史体系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其次,新闻史研究成果的积累,为世界新闻通史研究的展开奠定了基础。如前所述,直到目前为止,我国学术界对新闻历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从研究方法及研究对象的地域范围来看,仍然受到中外分治格局的影响,基本上停留在国别史、地区史和专门史研究阶段。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固然不等于世界史,但是世界史必须建立在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的基础之上。世界是由各个不同的国家、地区组成的,而人类社会赖以维系的新闻传播也包含了诸多性质不同、功能各异的新闻媒介。如果我们对于每个国家或地区、对于各种不同的新闻媒介的历史演变缺乏基本的了解,缺乏必要的资料积累,世界新闻通史研究就将成为一句空话,即使勉强建立世界新闻史的框架,充其量那也只能是一个空壳,而不会有任何实在的内容。事实说明,新闻国别史、地区史和专门史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世界新闻通史体系的基础业已奠定。现在的任务,只是从宏观的全局出发,对这些成果进行有机的整合。

再次,改革开放的政治环境及与国外新闻学术界的交流,不仅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而且还开辟了新的资料来源。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认识,一方面直接地受制于认识对象,另方面还要受到其自身地位及其置身的环境的制约。一个人生活在封闭的环境中,不闻世事,我们很难设想他有一个完整、正确的世界观。而改革开放的国策为人们自由地认识世界提供了政治保障。至于与国外学术界同行的学术交流,包括人员往来、参观考察、学术会议、资料交换及留学生的派遣等,更是为收集研究资料,吸收、借鉴国外同行的成果,开辟了直接的渠道。

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学术界推出了一些以世界新闻传播全局的演变为对象的代表性著作。在国外,有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撰著的《人类传播史》。该书作为施拉姆生前最后的一部著作,初版于1988年。台湾远流出版社1994年推出了该书的中文版。该书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以跨时间(从石器时代到电脑时代)、跨空间(包括中国与外国,含盖整个世界)的宏观思维,对于“传播基素(语言、文字等)、工具(印刷、电视等)及机制(教育、新闻等)的发展史”,[7]在大架构的前提下,进行了系统的整合,从而初步地展现出世界新闻通史的雏形来。在国内,笔者曾于1994年出版了《简明世界新闻通史》。本书亦以整个世界新闻历史的全局为对象,试图以跨时间、跨空间和综合多种传播媒介的研究思路,构建以贯通古今、融合中外为主旨的世界新闻历史体系。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这些著作的出版看成是世界新闻通史研究的开端或尝试。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特别是这些著作本身都是作为大学新闻专业的教材编写的,其篇幅、体例都受到很大的限制。所以这些著作的分量都不是很重,根本无法与方汉奇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新闻通史》相比。无论是从其内容还是结构来看,它们都只能算是一本世界新闻简史或者史纲,其内容还有待于进一步充实,其研究领域也有待于进一步开拓。

世界新闻通史体系的内容和特点

如果以世界通史为参照,同时借鉴国别史、地区史和专门史编撰的成功经验,世界新闻通史不应该是从前那种“被时间地点所局限的历史片段。”[8]其涵盖的内容,应该从如下三个方面把握。

第一、从空间上看,世界新闻通史涵盖的范围,应该是整个世界或者说是整个地球,换言之,他必须包容中国和其他几乎所有的“外国”。这并不是说,世界新闻通史就是各个不同国家新闻历史的简单的相加,“A国+B国+ C国+D国······”并不等于世界。所谓世界,乃是由各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在全球舞台上,以类似于有机体各部分密切相关的方式,联系而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没有个体固然就没有整体,但个体的生命价值只有在整体中才能得到完全的体现,个体的充分发展也有赖于整体及与此相关的其它个体。因此,世界新闻通史在空间上必须注意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以及国家、地区与世界整体的横向联系,关注新闻历史的横向发展,把世界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第二、从时间上看,世界新闻史还应该古今贯通。历史是以往的事物运动发展的过程,是对过去事物发展、演变轨迹的追记,是对决定历史演进过程的内在规律的阐释。但是,事物的发展变化是绝对的,正如时间的广延性是绝对的。历史的长河变动不居,奔腾向前;历史是过去的现实,今天则是明天的历史。不认识过去,就无法了解现在;只有把握了现在,才能准确地预测将来。所以,历史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探索人类遥远的过去,不能为历史而历史。必须把新闻历史研究与对现实新闻传播的关照紧密地结合起来,通过时间链条把古与今贯通起来,在口语传播时代与当今的电子传播时代之间架设一条桥梁,从而展现出新闻传播产生、发展及其演变至今的完整脉络。只有这样,世界新闻史研究才能成为今日之镜鉴,才能成为我们利用历史规律和前人智慧的载体。

第三、从研究对象上看,世界新闻史体系应该涉及到新闻事业、新闻制度和新闻观念三个层次。以往的新闻历史研究,主要停留在新闻事业的层面,以探索各种新闻传播媒介,如报纸、广播、电视、通讯社演进的历史为主旨。至于新闻传播置身于其中的社会政治制度,及新闻传播本身的制度框架和结构模式,则在很大的程度上被忽略了。而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传播媒介的功能和活动的空间。此外,任何一个国家、地区的新闻传播,都是在一定的传播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传播理念决定了传播行为。要揭示并且正确地阐释新闻传播演进的历史,就应该把新闻事业、新闻制度和新闻观念有机地综合起来,变单维的新闻史为多维的新闻史,变平面的新闻史为立体的新闻史。

相对于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而言,世界新闻通史具有如下三大特征。

其一是大视野。过去的新闻国别史、地区史研究,均以国家或地区为本位,站在国家或地区的高度。在国家、地区之外,别无其它重要的存在。而专门史的研究,也局限于特定的对象媒体。我们无法看到研究对象所置身的更为广阔的全球性的社会背景。世界新闻通史则不然,他要求研究者站在全世界、全人类的高度,胸怀世界全局。在全球舞台上演绎人类新闻传播的历史。正如英国学者赫·乔·韦尔斯的《世界史纲》,不仅把人类在历史中的演变和人类在自然中的演变连接起来,而且把天地之间的地球的演变和作为生物之一的人类的演变连接起来,从而实现了宇宙和人的统一。世界新闻通史也应该在人类的演变与自然界的演变之间,在新闻历史与社会历史之间,架设一条现实之桥。在此基础上构建的将是以大视野为其主要特征的宏观的世界新闻通史体系。

其二是大综合。世界新闻通史的研究对象包容了各个主要国家、地区的各种不同性质的新闻媒体演进的历史过程。除此之外,它还十分重视新闻传播与社会整体的关联,从局部与局部、局部与整体的横向发展中,探求新闻历史的纵向演进的规律。这就决定了世界新闻通史体系不仅在全球的层面综合研究各个不同的国家、地区新闻传播演进的历史,在信息产业的层面综合研究各种不同性质的传播媒体,在新闻传播系统的层面来综合研究新闻事业、新闻制度和新闻传播观念,在整个社会的层面来综合研究新闻的因素和各种非新闻的因素。这种超越国家、地区、媒介,超越事业、制度、观念,超越新闻因素与非新闻因素的综合研究,是世界新闻通史体系的又一特征。

其三是系统性。和外国新闻史的著述一样,世界新闻史不是若干国家、地区新闻历史的简单相加,也不等于若干不同的新闻媒体的历史之和。世界新闻史是一个由众多子系统有机地组合而成的大系统,是一个多层次的有机结构。这些子系统包括不同的国家、地区的不同的新闻媒介,不同的新闻制度和不同的新闻观念等。系统和子系统的关系是相对的,组成系统的要素本身也是一个子系统。系统、子系统、要素,层层递进。而新闻传播系统本身又是社会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所有的系统既是不断进化的,又是开放的,通过与外部系统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流,促进系统有序的发展。世界新闻史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在新闻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交互关系中,在新闻系统的各个子系统的相互关系中,在新闻系统自身的演化过程中,考察新闻传播产生、发展、演进的历史过程。

 

纵上所述,新闻历史研究随着历史学、新闻学及现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而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原有的中外分治的新闻历史研究格局,已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全球村庄”的现实,要求我们突破既有的格局,建立世界新闻通史体系。正如世界通史研究是历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现实基础是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的研究成果。世界新闻通史体系的建立也离不开新闻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研究所奠定的现实基础。另方面,作为不同于中外分治的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其宏观的视野、系统的方法和大综合的特征,可以为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研究所借鉴。但是,世界新闻通史又不能够替代,更不能说它高于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世界新闻通史和新闻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同是新闻史学的分支学科。在史学的范畴内,它们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支持。在目前阶段,世界新闻史研究更多地有求于后者。但是,随着世界新闻通史体系的逐步完善,它必将对新闻史学研究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1] 恩格斯著:《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43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2] 参见吴于廑著:《世界历史——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作》,《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第62—63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3] 列宁著:《论我国革命》,《列宁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690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4] 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1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 马克思恩格斯著:《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5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6] 转引自吴于廑著:《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吴于廑学术著作自选集》第45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7] 威尔伯·施拉姆著,游梓翔、吴韵仪译:《人类传播史》,第7页,台湾远流出版社1994年版。

[8] 弗·恩格斯著:《英国状况——十八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 年版,第57页。

发布者: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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