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er for Studies of Media Development, Wuhan University.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papers
略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发布时间:2004-05-11 09:24:05 作者: 来源:舆论导向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关注:35615

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学说是迄今为止最新的也是最高的成就。它是指导人类解放的科学的思想武器。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完整的思想体系,它涉及到了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其新闻观便是这一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

在世纪之交,在WTO向中国招手,在国民经济步入一个新的增长期,在网络传媒迅速崛起的时刻,重温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实属必要。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必须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这段话,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十分合适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正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它抓住了新闻传播的内在本质和基本规律,是能够说服群众和掌握群众的物质力量。在此,我想结合自己的教学研究,严格地根据原著,谈谈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认识。由于篇幅的限制,我只想就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内容略作归纳。具体内容有四。

一、  新闻事业的性质和使命

自近代报业问世以来,即新闻传播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事业以来,报纸及后起的其它新闻宣传媒介就成为影响社会变革、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社会各阶级、各政党、各政治集团对于新闻宣传媒介的性质、作用的解读可谓千差万别,其赋予新闻宣传工作的使命也迥然不同。封建君主一般把报纸等传播工具看作是上流社会的精神特权,和推行愚民政治、维护家天下的统治工具;资产阶级则视报刊等新闻宣传工具为独立的社会“公器”,“第四等级”、“第四权力”,是追求真理的伙伴、启蒙大众的学校、监督政府的利器和沟通上下的桥梁。

马克思主义者则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具体而言,在性质上,马克思主义者从四个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读。

其一,他们普遍视新闻媒介为耳目喉舌。早在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就在《莱茵报审判案》中指出:报刊“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无处不在的喉舌。” 1989年江泽民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也重申了这一观点。他说:“我们党历来非常重视新闻工作。始终认为,我们国家的报纸、广播、电视等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这既说明了新闻工作的性质,又说明了它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其二,新闻宣传人员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80年代初,邓小平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中指出:“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当前这个转变时期,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他们在思想教育方面的责任尤其重大。” 邓小平把他们当成“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江泽民认为这是一种很高的评价,也“是一项很高的要求,要真正做好,是很不容易的。”

其三,新闻宣传工作是重要的政治手段,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这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一贯见解。邓小平认为,这种方法、手段与开会在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而在效能上则要高出许多。因为参加会议的终究只是少数人,而用笔写出来的或通过电波传播开来的,其影响的范围就会更广;更何况,“经过写,思想就提炼了,比较周密。”因此可以说,“实现领导最广泛的方法是用笔杆子。”在拿笔杆子的各种方式中,“作用最广泛的是写文章登在报纸上和出小册子,再就是写好稿子到广播电台去广播。出报纸、办广播、出刊物和小册子,而又能作到密切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心任务,这在贯彻实现领导意图上,就比其他方法更有效、更广泛,作用大得多。”在这个意义上,他要求各级领导明白“拿笔杆的重要,新闻工作的重要”,而且还要亲自拿笔杆子,亲自动手写。“不懂得用笔杆子,这个领导本身就是有缺陷的[1]。”

其四、新闻宣传的内容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江泽民在接见《解放军报》社师以上干部时指出:“新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宣传、教育、动员人民群众的一种舆论形式,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立场、政治主张和政治观点。”几个月后,他又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说:“新闻舆论,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会对社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新闻事业的性质决定了它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进行了充分的论述。毛泽东认为,党报作为革命文化的重要环节,“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2]” “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3]。”它对于“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4]。”江泽民也指出,“革命也好,建设也好,要取得伟大的胜利,都离不开宣传思想工作。” 如果“我们的报纸办得好,可以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任务起到有力的宣传作用,对群众起到极大的动员、鼓舞作用,对先进的东西起到积极的倡导弘扬作用,对错误的东西起到及时的制止、纠正作用,还可以对科学知识起到广泛的传播、普及作用。”反之,“谬误出于口,则乱及万里之外”,“不仅容易把人们的思想搞乱,有的还有可能在国内外造成不良影响。”正是因为如此,列宁要求报纸要成为党的机关报,新闻工作者要加入党的组织,毛泽东也主张“政治家办报”反对同人办报。这一见解,得到了邓小平、江泽民认同。

鉴于新闻事业的性质及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赋予了它特殊的使命。概括起来,这些使命有以下五点:

1、  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早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就主张,党报是党的一面旗帜,它必须地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也说,“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刊物上进行宣传。”“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5]。江泽民也要求“宣传思想战线必须牢牢把握党的基本路线,做好自己的工作,通过有利的宣传和思想动员,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和行动进一步统一到党的基本路线上来。”

2、  引导社会舆论

马克思在早年曾经指出,报纸不仅能够反映社会舆论,而能够制造、引导社会舆论。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也论述了舆论“一律”的问题。江泽民则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舆论导向的重要性,“舆论导向正确,人心凝聚,精神振奋;舆论导向失误,后果严重。”他又说,“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新闻传播媒介一定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努力造成有利于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的舆论,有利于加强两个文明建设的舆论,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舆论。

3、  宣传马列主义,占领思想阵地

邓小平认为,新闻宣传工作者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在日常的宣传报道活动中,通过大量的报道、评论及其他作品,阐扬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针对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思想战线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这方面担负领导责任的和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前列,”[6]占领思想阵地。

4、  传播典型经验,服务经济建设

从列宁开始,就十分重视榜样、典型的作用,认为他们可成为后进、一般的“辅导者、教师和促进者。”[7]毛泽东也把典型视为一面旗帜,主张“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8]

5、  培养四有新人

邓小平在1992年初南巡期间的讲话中,把党员、人民和青年的教育问题提到了战略的高度。“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在于人的素质。即我们的人民是否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西方国家搞和平演变,就是把希望寄托在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而这一切又取决于教育,取决于各种教育手段-----包括新闻宣传工具----是否充分地发挥了“灵魂工程师”的职能。通过反思改革开放以来十多年的工作,邓小平认为,“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9]所以他告诫我们,“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10]使我们的党员和广大的人民群众真正地具有共产主义的理想、共产主义的道德,具有丰富的文化科学知识,自觉地遵纪守法,服从大局。

6、  建设精神文明

新闻媒介是普及教育、启迪文明的重要工具。所不同者,在于资产阶级的传播媒介致力于资本主义精神文明,而无产阶级则致力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11]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首先就要提倡科学,宣扬真理,普及文化,反对愚昧无知、封建迷信,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同时还要学习、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一切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的作法都是愚蠢的。但是我们在吸收、借鉴西方文化时,绝对不能够盲目崇拜,全盘接受。对于“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12]”

总之,新闻宣传事业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新闻宣传人员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新闻宣传工作是一个重要政治手段和领导方法。在国家社会生活中,新闻宣传媒介及其从业人员扮演着十分重要角色,党和人民赋予了它光荣的历史使命。

二、新闻宣传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长期的新闻宣传实践中,根据现实斗争的需要,提出了必须坚持的工作原则。直到今天,它们仍然是中国新闻宣传工作者行动指南。这些原则有五。

1、党性原则

在世界新闻史上,报刊及其他新闻宣传媒介的党性原则是伴随着政党政治的出现而提出的。没有政党政治,就谈不上党性原则。政党作为阶级的先锋队和阶级利益集中的代表者,自然要对本阶级所属报刊提出党性的要求。资产阶级报刊也不例外,此不赘述。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巴黎公社前后,就论及了无产阶级报刊的党性问题。但对无产阶级报刊党性原则最系统的阐述,还是列宁的贡献。列宁在《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一文中指出,党报“不能是个人或集体的赚钱的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它应该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这一原则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所接受。毛泽东关于新闻宣传工作党性的论述,便是列宁的党性原则与中国新闻宣传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邓小平也十分重视新闻宣传的党性原则。他要求每个干部都要把党性放在第一位。“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增强党性,遵守党的章程和纪律。不管是什么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不容许自视特殊,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比党高明,可以自行其是。[13]”不难看出,所谓党性就是遵守党的章程和纪律、服从党的决议,不能自行其是。他在另外一个场合还指出,党性的核心内容乃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其中最重要的是全党服从中央。他承认,党中央曾经犯过错误,但“这早已由中央自己纠正了,任何人都不允许以此为借口来抵制中央的领导。只有全党严格服从中央,党才能够领导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为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任务而战斗。[14]”不过,邓小平又强调,党性并不等于思想僵化、随风倒。在他看来,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随风倒,“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共产党员党性的大错误。”所以他提倡“独立思考,感想、敢说、敢做,”[15]这样固然难免犯错误,但那是错在明处,远比看风向、随风倒者要好得多。

新闻宣传工作者作为灵魂的工程师,尤其需要在其日常的工作中坚持党性。而要坚持党性,首先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但这种领导必须符合实际情况。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按情况办事的,情况就包括实际效果。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不正确的领导,不按情况办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使编报的人不自由,编出来的报纸群众不爱看,这个领导一定是教条主义的领导。[16]”邓小平也认为,决不能够削弱党的领导,“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17]”邓小平还指出,在思想战线的领导问题上,既存在软弱涣散问题,也存在着“某些简单化和粗暴的倾向,这也不能否认和忽视。[18]”这种简单化与粗暴的倾向,它只会伤害新闻宣传工作者的自尊心、自信心,而不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党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另方面又要使这种领导更加符合实际,更加精细,更加科学。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新闻宣传的正确方向。

要坚持党性原则,还必须加强纪律性。邓小平指出,对于党员队伍中的作家、艺术家、思想理论工作者、新闻宣传工作者,“那就首先要求他们必须遵守党的纪律……党如果对党员不执行纪律,还怎么能领导群众呢?”[19]新闻宣传工作者,遵守纪律的最高标准,就是“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对于“中央决定了的东西,党的组织决定了的东西,在没有改变以前,必须服从,必须按照党的决定发表意见,不允许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任意散布不信任、不满和反对的意见。[20]”“谁要是违反这一点,谁就要受到党的纪律的处分。[21]”

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要求加强党的领导、加强纪律性的同时,并不排斥党内民主,并不会损害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毛泽东曾经描述:“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所讲的政治局面“不只是讲党,而且是讲整个国家,整个军队,整个人民,就是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有那样一种政治局面。[22]”在这种局面下,党员对党的决定有意见,可以通过组织发表,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可以通过组织也可以直接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见;对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党员当然有权利进行批评;对于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问题,都可以讨论。只不过“在什么范围讨论,用什么形式讨论,要合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决定。[23]”没有这种政治局面,是无法推进现代化建设的。

2、群众性原则

群众性原则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新闻宣传工作中的具体体现。而群众路线又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传统和作风之一。事实上,这一原则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上可以找到它的来源,马克思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指出:“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完全萎靡不振”。他还进一步指出:“报刊只是而且应该是有声音的、人民(确实按人民的方式思想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它把它在希望于忧患之中从生活那里倾听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它尖锐地、激情地、片面地(象当时激动的感情和思想所要求的那样)对这些东西做出自己的判决[24]。”

列宁主张全党办报、全民办报。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办报的群众路线和为群众服务的问题。毛泽东在谈到文艺问题时说:“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25]。”这一思想完全适用于新闻工作。他还明确指出,党的报纸“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26]。”

邓小平认为,群众路线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其二是,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用毛泽东的话来讲,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27]”简单地说,就是联系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根据邓小平的论述,群众路线同样也适用于新闻宣传工作。在新闻宣传过程中坚持群众路线,不仅能增强宣传的针对性,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而且能够提高宣传效果。而要坚持群众性原则,首先就要相信群众。要相信群众,就得对群众讲真话,特别是在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讲真话。“只要我们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28]”

坚持群众性原则,还要有一定的气度和宽广的胸怀,要有容忍群众牢骚的雅量。列宁曾经主张党报要反映党内不同的意见。邓小平更是形象地说,“群众有气就要出,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有申诉的地方。[29]”党和政府必须随时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新闻媒介就是群众出气、说话、表现情绪的主要渠道。如果群众有话没有地方说,有气没有地方出,“那就一定要来大民主。”古人说,堵民之口,犹如防川,其意义即在于此。

在此之外,新闻宣传工作者还应根据群众的要求、意见和接受情况来改进自己的工作。毛泽东要求新闻宣传人员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形式。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也指出,在报刊、广播、电视这些部门工作的同志,“也需要经常倾听来自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分析和改进自己的工作。”这一要求是十分自然的。新闻宣传的对象既然是人民群众,其目的既然是要说服他们接受自己的观点,改变其既有的思想、态度和行为,当然要了解群众的喜好、接受习惯和认知能力,用群众所熟悉的语言和表现方式,进行宣传说服。否则,一切宣传都只能是无的放矢,或隔靴搔痒,注定不会取得应有的效果。

3 、真实性原则

真实是新闻宣传的生命。坚持新闻宣传的真实性,不仅是新闻宣传规律的要求,而且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和道德准则。古今中外,不论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几乎所有的新闻宣传人员都宣称自己讲的是真话,代表的是真理。哪怕是出于功利权谋而捏造事实,无中生有,他们也绝不会承认。为什么人们总爱以真实、真诚相标榜呢?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中指出,这是因为憎恶谎言是人和神共有的特性。“上当受骗,对真像一无所知,在自己的心灵上一直保留着假象,——这是任何人都最不愿意最深恶痛绝的。”另方面,事情一旦发生,即使想封锁也难以完全封锁住,其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

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最终方向,它无私无畏,事实的演进将证明其理念的正确。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主张按照事物本来的面目描写事实。列宁则不满足于个别事实的真实,而是要求从事实的联系、从事实的总和去反映事物,以追求全局真实。毛泽东特别强调用事实说话,反对吹牛,要求报实数,“实报实销。”[30]邓小平完全同意毛泽东的见解,同时又把真实性原则、实事求是提到了认识论的高度。在他看来,坚持真实性原则,实事求是,讲真话,就是解放思想。这是全面把握现实,科学决策的前提。所以新闻宣传工作者必须无条件地坚持真实性原则。

在新闻宣传工作中,坚持贯彻真实性原则,首先要求拿事实而不是拿空话来说话。因为事实胜于雄辩。用空话构筑起来的理论体系,在确凿的事实面前,只有冰销瓦解的命运。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词》中反复使用“请看事实!”邓小平也主张,对于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和群众中客观存在的对社会主义前途的疑虑,我们不能用空话而要用鲜活的事实来对他们解释,“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31]”

坚持真实性原则,还要求新闻宣传人员对党和国家的工作、计划及成绩有一个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早在1957年,邓小平就告诫新闻宣传人员,“切不可过分夸张自己的成就,切不可把我们的事情说得太美满了。说得太美满,看得太简单,这一点反映到我们的宣传工作上,就是把我们的国家描绘得如何漂亮,好像现在什么困难也没有了,剩下的就是享福了。[32]”这种只看到成绩,看不到缺点,只看到光明,看不到阴暗的宣传,表面看来能在一定的程度上鼓劲鼓气,但在实际上是鼓的虚气虚劲。当群众在现实生活中看到新闻宣传媒介上没有报道的缺点和阴暗面时,就会产生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原来现实生活不是那样美好。他们自然就会失去对新闻宣传媒介的信任,失去对新闻宣传工作者的信赖。

4 、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则

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把政治稳定作为其施政的重要目标之一。没有一个国君傻到要把自己的天下搞乱。因为只有在政治稳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致力于其他的事情,如发展经济、繁荣文化等。当代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所以经济建设成了当代中国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要搞经济建设,就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33]”1989年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又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不讲,反而好像输了理。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34]要实现政治稳定,必须排除一切障碍,即使免不了外国人的议论,免不了挨骂,也要这样做。为了政治稳定,邓小平要求“宣传、教育、理论、文艺部门的同志们,要从各方面来共同努力。”“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35]”

维护政治稳定,是一个大道理。其他的小道理都要服从这个大道理。但是稳定又总是相对的,而发展、运动则是绝对的。稳定为社会发展提供用力的政治保障,即经济文化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36];而经济文化的繁荣又为稳定奠定了物质的基础,在经济落后、饥寒交迫的社会无法实现政治的安定。我们追求的稳定,是发展、运动中的稳定,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既然是发展中的稳定,是动态的平衡,那么这种稳定就不应该被看成是鸦雀无声,万马齐喑。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并不排除生动活泼。邓小平强调,“要安定团结,也要生动活泼。生动活泼也来之不易,但它是随着安定团结发展起来的。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两者是统一的。从根本上说,它们没有矛盾,也不应该有矛盾。[37]”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这两者之间也会出现冲突。这时,就只有在不妨碍安定团结的条件下实现生动活泼。

新闻宣传媒介由于其特殊的性质,既与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休戚相关,又是生动活泼的发动机。陈云曾经说,“经济工作搞得好不好,宣传工作搞得好不好,对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能否稳定发展,关系很大。”他把新闻宣传提到经济工作的高度,邓小平是十分认同的[38]。既然新闻宣传工作事关政治稳定,新闻宣传人员就应该以高度的责任心和政治敏感,考虑其作品的社会影响,努力改进新闻宣传工作,服务于政治稳定,尽力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同时也要利用媒介的特殊优势,营造生动活泼的政治氛围。新闻宣传媒介不仅要成为是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中心,也要成为生动活泼不竭的源泉。所以无论是安定团结,还是生动活泼,都需要新闻宣传工作者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但是在根本上它还是应该坚持政治稳定优先的原则。只有这样,新闻宣传媒介才能在为经济文化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政治条件的同时,又促进新闻宣传事业本身的发展。

5 、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

当近代报刊刚刚问世时,具有比较明显的商业性质。随着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进程,大众化报纸的兴起,报纸更是作为一种纯粹的商业企业来运作。报业主经营报纸的主要目的,乃是营利。后来出现的资产阶级政党报刊,虽然也坚持资产阶级的党性,但是其营利的目的并没有改变。19世纪末期,黄色报纸、庸俗报纸、报业集团化,使资产阶级报纸的商业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此不同,无产阶级报纸自问世之日起,就是作为无产阶级的宣传工具、争取自我解放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的办报活动,无不是为了阶级的政治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实现。追逐利益不是他们目标。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宣传媒介被看成是与一般企业不同的事业单位。新闻宣传人员无须考虑单位的投资、成本、利润,其追求的唯一目标就是宣传效果。

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导入,我国社会上出现了一种“一切向钱看”的歪风。这股歪风首先在文艺界滋生开来。新闻宣传领域也不例外,有些记者编辑甚至新闻单位在金钱面前迷失了本性,背离了新闻宣传的崇高使命,刊登有偿新闻、使广告新闻化及接收红包,造成了大量的失实和欺骗,极大地削弱了新闻宣传媒介的公信力,影响了社会风气,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或者使传播内容庸俗化,极端迎合大众的低级趣味,贩卖一些黄色、下流、淫秽、丑恶的照片、影片、书刊等,这种现象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将会严重地腐蚀年轻的一代,“将诱使许多意志不坚定的人道德败坏,精神堕落。[39]”

对于思想战线包括新闻宣传领域的“一切向钱看”的歪风,邓小平深恶痛绝。为了给改革开放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邓小平要求在党内外、社会各界坚决反对和批判资产阶级损人利己、惟利是图及“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要求思想文化教育卫生各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要坚决制止坏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转。[40]”邓小平把社会效益置于高于一切的位置,反对精神产品商品化、庸俗化的观点,可谓振聋发聩,不仅极具针对性,而且非常及时的。

三、新闻舆论监督

新闻舆论监督即新闻批评,是新闻传播媒介重要的社会功能。随着新闻宣传事业的发展,这一功能越来越受到各国朝野特别是新闻界的重视。在西方自由主义国家,人们甚至极端地把新闻媒介看成是独立于司法、立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权力”,把新闻宣传人员视为社会上的“第四等级”。在其实际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新闻宣传媒介确实扮演了比较重要的角色,成为自由主义社会政治运作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在社会主义国家,新闻宣传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也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就主张把落后的企业和农村公社登上黑榜。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对此也有深入的论述。

1、新闻舆论监督的必要性

为什么需要新闻媒介扮演监督者的角色。如果没有这个角色,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三个方面解答了这个问题。首先,党和政府不接受监督,就容易犯错误,就会脱离群众。邓小平在《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中说:“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接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接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

其次,群众了解情况,干部就不敢乱来了。我们的干部是人们的勤务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们服务。决不能以权谋私或损公肥私。长期以来,由于暗箱操作,情况不公开,人们对于干部的决策过程和施政行为不甚了了。使得有些干部私心膨胀,为所欲为。对此,毛泽东认为让群众“唱对台戏比单干好。” 邓小平进而主张把政策、路线交给群众,将干部的行为置于群众的眼皮下。“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大家学习了,了解了,就不允许干部乱干了,对整个领导有好处。[41]”

再次,实行并且扩大新闻舆论监督,不会妨碍党的领导。邓小平认为,实行新闻批评乃是发扬民主的一种方式。这种民主丝毫不会削弱或妨碍党和政府的集中领导。他反问道,我们的军队是最讲集中的,可我们过去打仗也靠部队的民主生活,这对我们的统一指挥有什么妨碍呢?对领导管理有什么妨碍呢?只有通过民主实现上下团结,事情就会好办得多。“实际上群众参与的事情,即使遇到困难,即使有的搞错了,他们也能忍受,很少埋怨;相反,实行命令主义,搞对了群众也不满意。[42]”

2、监督的原则和方法

其一、新闻宣传媒介进行的批评,应该是建设性的批评

    新闻宣传媒介对于党和政府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当然有权进行批评。毛泽东认为,“这种批评应该是建设性的批评。[43]”所谓建设性,在邓小平看来有三层含义。一是新闻批评的出发点应该是为了解决问题,应该为了帮助党和政府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不是为了泄私愤,更不能为了哗众取宠,图一时之畅快,而不顾后果。二是批评者应该提出积极的改正意见,提出可以操作的实施办法。三是新闻媒介所进行的批评,其形式、范围,“要合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决定”[44]。否则,如果人人自行其是,随心所欲,不遵守党的原则和决议,就会破坏党的统一,削弱党的战斗力。

其二、 必须采取民主、说理的态度,不能强词夺理

    邓小平告诫新闻宣传工作者,在新闻批评方面,也要防止“左”的错误。“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决不能重复。”决不能打棍子,搞运动。凡参加讨论和批评的人,“首先要对讨论和批评的问题研究清楚,绝不能以偏概全,草木皆兵,不能以势压人,强词夺理。[45]”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他不赞同把党内不同的意见,动辄提到路线的高度,视之为路线错误。主张按照问题的实质,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是什么就是什么。在另一个场合,邓小平又提醒新闻宣传人员,“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批评要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态度,这是必要的,但是决不能把批评看成打棍子,这个问题一定要弄清楚,这关系到培养下一代人的问题。[46]”

其三、新闻批评必须摆事实,讲道理,实事求是

    新闻批评的主要对象,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不正之风或腐败现象。对这种现象进行批评、揭露,事关党的建设,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其作用、影响之大,非其他形式的宣传所能及。所以应该充分地肯定新闻批评的积极作用。但是,在进行批评时,我们还“应当注意不要把个别的现象当作普遍的现象,不要把局部的东西夸大为整体。决不是所有党员或多数党员都有不正之风,决不是所有领导干部或多数领导干部都搞特殊化。[47]”如果我们不适当地夸大了这些负面的东西,乃至于视个别为普遍,视局部为整体,就会在群众中产生不合实际的印象,似乎整个社会一片黑暗,没有希望。这是应该尽力加以避免的。

其四、 新闻批评要通过好坏对比,向积极的方向引导

新闻批评的目的不是批评、揭露,而是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是催人奋进而不是使人泄气。要作到这一点,新闻宣传媒介必须讲究批评的方法。毛泽东要求“在开展反坏人坏事的广泛斗争达到一个适当阶段的时候,就应该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在另一个场合,毛泽东还建议给被批评者准备好梯子。邓小平也说:“报纸搞批评,要抓住典型,有头有尾,向积极方面诱导,有时还要有意识作好坏对比。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有力量,才说明是为了改进工作,而不是消极的。[48]”

四、新闻宣传策略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几乎都有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的经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都办过报纸。江泽民同志虽然没有独立的报人经历,但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渊博的学识,使他对新闻宣传规律有了独特的理解。在新闻宣传实践中,他们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策略原则。

1、   根据对象心理,满足精神需求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曾要求新闻宣传人员了解群众的情绪,“切合群众的情绪;”了解群众的需要,并通过宣传报道去满足他们的需要。群众的精神需要是否能够得到满足,会直接地影响到他对宣传内容的取舍态度。江泽民把对象心理需要的满足与否,提高到“为人民服务”的政治高度来认识。要求新闻宣传工作者“认真研究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民群众在精神文化需求方面发生的变化和发展趋势,努力创造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49]

2、立体宣传,形成合力

新闻宣传犹如打仗,要取得胜利,必须调动一切战争资源,集中火力,方有胜算。对此古今中外的一些成功的宣传家、政治家是有很大的共识的。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曾经主张把合法宣传和非法宣传结合起来,把宣传和鼓动结合起来。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要求综合利用传单、石印小报、歌谣、邮寄宣传品进行宣传。邓小平就任八路军129师政委之前,作为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就曾对新兵动员问题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凡是在动员较好的地区,均是综合利用了多种宣传手段。“在那里,进行了充分的宣传鼓动工作。运用了各种宣传的武器——戏曲、歌曲、壁报、群众大会、小的飞行演讲、个别谈话等等方法,向群众说明目前形势和生路,揭露敌人的残暴。经过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后,民众的抗日热情很快地激发起来,自动加入的踊跃,是远远超过强征的效果。[50]”70年代末期,邓小平再次复出后,又要求思想战线的工作者利用多种宣传手段,如文艺创作、新闻报道等,并且密切地配合,以“造成全社会范围的强大舆论,引导人民提高觉悟,认识这些倾向的危害性,团结起来,抵制、谴责和反对这些错误倾向。[51]”在重大问题上,综合利用多种宣传媒介,一方面可以整合各种媒介,实现优势互补,形成立体攻势;另方面又符合集中优势兵力的原则精神,在特定的时间段内,把各种手段的力量集合起来,形成合力,能在更深更广的范围内扩大宣传的影响,实现宣传的目的。

3、深入细致,润物无声

新闻宣传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方式,是应该强行灌输,疾风暴雨?还是尊重主体,细雨润物?历来是宣传家们争论的焦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新闻界流传者所谓的“魔弹论”,不少人认为,宣传对象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宣传效果的大小与信息量的大小成正比例关系。所以大多数宣传家忽视了宣传对象的主动性,满足于急风暴雨式的宣传,轰轰烈烈,强行灌输。这种做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到了学术界的否定。毛泽东也主张,“不要在几个小时内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观点,而这些材料和观点又是人们平素不大接触的。一年要找几次机会,让那些平素不大接触本行事物的人们,接触本行事务,给以适合需要的原始材料或者半成品。不要在一个早上突如其来地把完成品摆在别人面前。要下些毛毛雨,不要在几个小时之内下几百公厘的倾盆大雨。‘强迫受训’的制度必须尽可能废除……要彼此有共同的语言,必须先有必要的共同的情报知识。[52]”毛泽东的这段话至少包含了三种意思。首先,宣传对象态度的转变,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用简单的灌输方式是难以达到目的的;其次,要使对象具有和宣传者相同的语言和态度,必须使其具有与宣传者相同的必要的情报知识;再次,要使宣传卓有成效,就应该遵循对象的心理规律,变倾盆大雨为毛毛细雨,做长期打算,锲而不舍,水滴石穿。

邓小平十分赞同并且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他在要求宣传内容真实、准确的同时,还要求量的扩大,即一定程度的轰轰烈烈。“我们不能否定在某一个时候要有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热闹的形式,有这样热闹的形式,才能把一个歪风打下去,才能把一件事情办好。”“但是我们的群众路线,不是满足于哪个热热闹闹,主要是要做经常的、细致的工作,做人的工作。这是一点一滴的工作,这样的工作积累起来,才有我们伟大的成绩。所以我们要搞得深入一些。我们党的历史,我们党的传统,有热闹的形式,但是归根到底,我们是实事求是地做深入的工作。[53]”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接受习惯,做好深入细致的说服工作,我们的新闻宣传就会取得实效,就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4、树立典型,带动一般

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就非常重视用的典型事例来启发、激励工人,揭露沙俄政府的腐败,鼓舞工人阶级的信心。十月革命之后,用模范典型的宣传来带动后进,促进一般,又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主要手段。在列宁看来,模范的事迹如果广泛的传播,榜样的力量就会全部地发挥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模范就会成为一般、后进的“辅导者、教师和促进者。[54]”毛泽东也很重视典型的作用。抗战时期,他就指示各政治部门和新闻宣传部门注意收集一些典型的民族英雄的事迹,并进行广泛的宣传,以发扬革命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随后他又要求各地领导机关在发出各项指示和决议后,还“应该注意收集和传播经过选择的典型性经验,使自己领导的群众运动按照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55]”由此可见,在列宁、毛泽东的心目中,树立典型既是一种主要的宣传策略,又是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的领导方法。

邓小平就树立典型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他认为利用新闻媒介或其他渠道宣传典型,既可以给一般大众树立可以学习、参照的榜样,又可以告诉一般群众在具体事情、具体问题上该怎么做。这种典型、榜样的宣传的实际影响,要远远大于一般号召。但是,邓小平又告诫我们,“在宣传上不要只讲一种办法,要求各地都照着去做。宣传好的典型时,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把他们说得什么都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更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56]”也就是说学习典型也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任何典型都有自己的特殊性。我们要宣传典型就要把典型、榜样身上体现出的普遍精神与本地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只有这样,典型宣传才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5、 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在新闻宣传过程中,究竟是应该旗帜鲜明,还是含糊其词,是每一个宣传家都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里就强调,在政治宣传中一定要立场坚定,态度鲜明,绝对不能含糊其词。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则主张把高度的政治热情、原则性和战斗的进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他说“社会主义的刊物应当进行论战,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混乱不堪的时代,没有论战是不行的。”他批评《真理报》在1912年杜马大选中的懦弱态度,指责它们“难道这像马克思主义吗?难道马克思主义不善于把激烈的、奋不顾身的、无情的战斗同彻底的原则性结合起来吗?”[57]

毛泽东早在1948年就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58]江泽民完全赞同毛泽东的这一原则,并且认为在宣传思想工作中旗帜鲜明,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和重要经验,”因而在许多场合反复要求,“宣传思想工作要保持鲜明性的特点。”“在大的原则面前、是非面前,切不可含含糊糊。”“如果在原则、是非面前含含糊糊,就会使我们在工作中陷于不清醒的状态甚至迷失方向。”[59]要作到旗帜鲜明,又必须“注意分清一些基本界限。”[60]它包括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同私有化的界限,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议会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界限等。不分清这些界限,就不可能作到旗帜鲜明。

6、通俗化,大众化

新闻宣传效果的大小与受其影响的群众的范围之大小成正相关。即受其影响的群众愈多,则其效果则愈大。而一般大众所受的教育及其文化水准比较低,其对于外来信息的理解和接受的能力相对地比较薄弱。这与精英阶层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所需要而且也能够接受的是“下里巴人”,而后者所要求的则是“阳春白雪。”所以要提高新闻宣传的社会效果,必须尽可能地降低新闻宣传的知识层次,尽量向社会中下阶层靠拢,尽量用群众所熟悉的语言,和属于大众身边的并且感兴趣的事实。由此实现新闻宣传的通俗化和大众化。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就要求无产阶级报刊遵循通俗性的原则,“从最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材料出发,用简单易懂的推论或恰当的例子来说明从这些材料得出的主要结论,启发肯动脑筋的读者不断地去思考更深一层的问题。[61]”但列宁同时又提醒人们,通俗并不等于庸俗更不等于庸俗化。毛泽东也希望新闻宣传人员使用群众所熟悉的语言,要增强针对性。邓小平也十分认同这一原则。他一方面要求新闻宣传的题材要大众化,即要取材于群众的生活,宣传的内容要与群众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另方面又要求新闻宣传的形式也要通俗化,即要使用广大群众能够听得懂的语言,使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但是邓小平又指出两个必须注意的问题。一是通俗化、大众化并不排斥精益求精。相反愈是精品愈是容易流行,大众愈是喜欢,所以新闻宣传人员要始终面向人民大众,“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62]”二是通俗不等于媚俗,不等于庸俗。媚俗、庸俗是出于商业目的在传播活动中对于大众低级趣味的迎合,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信息传播行为。而通俗则是基于政治理念的严肃的沟通,其目的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在思想上的说服宣传对象,并且提升其对事物的认识和判断能力。邓小平在通俗化问题上的这些见解,是值得今天的新闻宣传人员借鉴的。

7、以时间、地点、条件、对象为转移

新闻宣传和其他工作一样,总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针对特定的对象进行的。而每个时间、地点、对象都会有自己的特殊情况。所以,在不同的时间、地点,针对不同的对象群众,在其内容、形式及表现风格上,应该有所区别,决不能雷同。列宁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就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理解、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说,“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部分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63]在这方面,毛泽东论述得也十分精辟,诸如“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等。邓小平也非常重视对象、时间、地点的差异性。对于封建残余、资产阶级的影响,他就认为“在不同的地区和部门,在不同问题上,在不同年龄、经历和教养的人身上,情况可以很不同,千万不可一概而论。[64]”在甲地行之有效的经验在乙地未必行得通,能够说服老年人的内容未必能为年轻人所接受,知识分子与一般农民的价值观更是相差甚远。因此,在新闻宣传活动中,不应该坚持固定的模式,决不能以不变应万变。

8、以正面宣传为主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五光十色的,既有光明面,又有阴暗面。毛泽东、江泽民都主张,新闻宣传应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既要看到的成绩,又要看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有大局意识,全局观念。“登什么,不登什么,怎样登,都要从全局出发,从党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出发”。[65]在改革开放时代,党和国家的工作全局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我们“以正面宣传为主”,“要以主要的力量积极反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日新月异发展的现实,满腔热情地讴歌人民群众在改造世界、创造新生活中表现的崇高品格和取得的光辉业绩。”[66]只有这样,才能鼓舞人民的士气,推进我们的事业。但是以正面宣传为主,并不是在宣传报道中不涉及负面的东西,不涉及阴暗面,更不是说不搞舆论监督、批评报道。相反,在当前阶段,批评报道、舆论监督的内容比例过少、过低。如果无视这些负面的东西,专注于正面的宣传,就难以使群众认识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从而削弱群众对错误东西的抵抗力。所以在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时候,还必须给予批评报道、舆论监督以适当的关注。

以上我从四个方面就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做了简要的概述。应该说这种概述是很不充分、很不全面的。仅此也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博大精深,自成体系。由于篇幅的限制,其中还有不少内容不能在此一一论及,如出版自由、新闻业务、新闻宣传队伍的建设问题等。这些内容我打算在其他文章中专门论述。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新闻思想史上最新的和最高的科学成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由一种社会理想变成一种政治现实,传播媒介的宣传居功至伟。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又是无产阶级新闻宣传的指导思想。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而革命的理论只有通过媒介的宣传才能深入人心,成为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孙中山先生在总结辛亥起义成功的经验时说,“此次革命事业,数十年间屡仆屡起,而卒观成于今日者,实报纸鼓吹之力。”中国现代历史上国共两党之战,国民党的失败主要是在思想宣传上。而宣传是一种艺术,有其自身特有的规律。前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兼具革命家、思想家、宣传家多种角色于一身,如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他们都意识到宣传的重要性,深谙新闻宣传的规律,并且精通宣传的策略艺术,这是他们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今天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于认识新闻宣传的特殊规律,增强新闻宣传的针对性、科学性,提高宣传效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同时,我们又必须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整个体系去理解、把握其具体的见解。正如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时所说的:“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从马克思到毛泽东、邓小平,其间跨越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加之各国的文化传统、社会条件也不尽相同。他们某些论点不尽相同,甚至相左,这是完全可能出现的。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抓住这些经典作家一时一地的个别观点不放,而是要它们融入到马克思新闻观的完整体系中去理解。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之所以能够称为人类新闻思想的最高的成果,乃是因为他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乃是因为他们吸收了前人学说中的合理因素。列宁在《论无产阶级文化》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这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也是十分贴切的。古希腊的修辞学、弥尔顿的出版自由观念、自由主义报业理论、资产阶级报人的业务经验等,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主要来源之一。

马克思主义还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思想体系。社会的进步,环境的变化,时代主题的转换,必将给马克思主义开拓新的视野,提出新的课题。列宁主义便是马克思主义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则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乃是马克思主义巨大生命力之所在。今天,我们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新的转折关头。适应着中国加入WTO的进程,新闻事业加快了产业化、集团化的步伐;网络媒介的迅猛崛起,将会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中国新闻产业的既有格局;随着政治民主化的进展和物质生活的改善,新闻受众对媒介的期待和接受习惯、欣赏趣味也会发生重大的变化等,这一系列的变化,要求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根据中国当代新闻传播的实际,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闻思想,这是时代的要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

[1] 邓小平著:《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45--146页。

[2]毛泽东著:《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08页。

[3]毛泽东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47页。

[4]毛泽东著:《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页。

[5] 毛泽东著:《对晋绥日报工作人员的谈话》,《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49页。

[6] 邓小平著:《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46页。

[7] 毛泽东著:《及时播发山西崞县土改的好经验》,《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页。

[7] 邓小平著:《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0页。

[7] 邓小平著:《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0页。

[7] 毛泽东著:《及时播发山西崞县土改的好经验》,《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页。


[11] 邓小平著:《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7页。

[12] 邓小平著:《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44页。

[13] 邓小平著:《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46页。

[14] 邓小平著:《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1—272页。

[15] 邓小平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2页。

[16] 毛泽东著:《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89页。

[17] 邓小平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0页。

[18] 邓小平著:《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89页。

[19] 邓小平著:《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92页。

[20] 邓小平著:《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2页。

[21] 邓小平著:《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6页。

[22] 邓小平著:《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4页。

[23] 邓小平著:《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2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87页。

[25]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10页。

[26]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13页。

[27] 邓小平著:《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7页。

[28] 邓小平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2页。

[29] 邓小平著:《共产党要接受监督》,《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73页。

[30] 参见张昆著:《传播观念的历史考察》,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1页。

[31] 邓小平著:《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32] 邓小平著:《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62页。

[33] 邓小平著:《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4页。

[34] 邓小平著:《中国不允许乱》,《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6页。

[35] 邓小平著:《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55页。

[36] 邓小平著:《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96—197页。

[37] 邓小平著:《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51页。

[38] 邓小平著:《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3页。

[39] 邓小平著:《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8页。

[40] 邓小平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45页。

[41] 邓小平著:《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49页

[42] 邓小平著:《共产党要接受监督》,《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72页。

[43] 邓小平著:《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2页。

[44] 邓小平著:《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2页。

[45] 邓小平著:《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47页。

[46] 邓小平著:《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90--392页。

[47] 邓小平著:《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6页。

[48] 邓小平著:《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50页。

[49] 江泽民著:《宣传思想战线是我们党的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线》,载《求是》1993年第5期。

[50] 邓小平著:《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页。

[51] 邓小平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11页。

[52] 毛泽东著:《文章的“三性”和写作方法》,《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06页。

[53] 邓小平著:《提倡深入细致的工作》,《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88页。

[54] 列宁著:《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列宁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7卷第239页。

[55] 毛泽东著:《及时播发山西淳县土改的好经验》,《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146页。

[56] 邓小平著:《关于农村政策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6—317页。

[57] 列宁著:《给真理报编辑部》,《列宁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6卷第184页。

[58] 毛泽东著:《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53—154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59] 江泽民著:《宣传思想战线是我们党的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线》,载《求是》1993年第5期。

[60] 江泽民著:《关于讲政治》,载《人民日报》1996年7月1日。

[61] 列宁著:《评〈自由〉杂志》,《列宁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五卷第278页。

[62] 邓小平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11页。

[63] 列宁著:《我们的纲领》,《列宁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四卷,第187--188页。

[64] 邓小平著:《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6页。

[65] 《江泽民同志视察人民日报社时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96年10月21日。

[66] 江泽民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4年1月24日。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发布者: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
关于我们
关注我们
  • 微信公众号: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
找到我们
  •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珞珈山樱园路
  • 邮编:430072
  • 电话:027-68756616
  • 邮箱:whucsmd@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