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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弥尔顿的出版自由观念
发布时间:2004-05-11 09:25:26 作者: 来源:当代传播2000年第4、6期,2001年第1期 关注:35615

 

    在世界新闻史上,约翰·弥尔顿的名字,与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一般把他看成是争取出版自由的英勇斗士。正是他在350年前,第一个系统地提出了反对封建专制、维护人类天赋权利的出版自由观念。这种观念为后世报人、学者所继承,并被发展成为自由主义报业理论。而这一理论,又是18至20世纪200多年间近代资产阶级新闻传播的思想基础。人们都知道这一重要的客观事实,可是在追溯历史时,却没有给予弥尔顿出版自由观念以足够的注意。作者打算就此问题,从以下六个方面略作分析。

一、弥尔顿生平及著作

    弥尔顿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和政论家之一,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中英勇无畏的斗士。他于1608年出生于伦敦一个钱业公证人家庭,其父是一个虔诚的清教徒,具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并且擅长音乐。幼年时代,弥尔顿就在家庭教师的指导下,学习意大利语、法语和文学。16岁时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在此期间,他受到弗兰西斯·培根的影响,坚信知识就是力量,主张凭理性认识世界。由于对学校的陈腐课程和繁琐哲学感到厌恶,他把兴趣放在文学的研究上,立志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1632年,弥尔顿在剑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他没有按照父亲的意愿去当牧师,而是在家自修,研习希腊文和拉丁文,致力于诗歌创作。其早期作品《科玛斯》、《快乐的人》、《幽思的人》及《利西达斯》等短诗成为当时传诵一时的名篇[1] 1638年,弥尔顿取道巴黎去意大利旅行。他和意大利各大城市中的著名科学家、人文学者和艺术家见了面,并受到其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翌年,正当他准备去西西里和希腊考察时,传来了英国即将爆发革命的消息。于是改变了计划,赶回英国,投身于国内的资产阶级革命。他站在独立派的立场上,选择政论和小册子作为其主要的武器,向君主政体和封建国教开火。在大约一年的时间内,写出了5本有关宗教自由的小册子,给保皇派和官方教会以沉重的打击。克伦威尔执政期间,他进入政府任职,专门处理外交文件。1644年,弥尔顿为了抗议国会恢复全面检查出版物的法令,发表了著名的《论出版自由》。此后不久,他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小册子,如《偶像破坏者》(1649年)、《为英国人民声辩》(1650年)等。在这些小册子中,他坚决地反对封建专制,支持共和政体,捍卫基本人权,充满了革命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了写作这些小册子,他竭尽心力。尤其是后面两种,使弥尔顿极度衰弱的眼睛完全失明。历史表明,这一沉重的代价是值得的,它解除了作用于人民心灵的政治迷信。作为革命的独立派的宣传家,弥尔顿赢得了世人的尊敬。

    1660年,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封建势力卷土重来,白色恐怖又笼罩了全国。在这艰难的岁月,许多曾经高喊反对王党,拥护共和的投机分子、变节政客,现在摇身一变,竟去献媚封建王朝;至于坚定的不妥协分子,则受到了封建当局的残酷打击。弥尔顿这位为人民声辩的斗士,也遭到了政府的逮捕,其私有财产的大部分,被没收充公。此时,他已是一个疾病缠身、双目失明的老头子了。面对生活的不公和政治迫害,弥尔顿毫不妥协,坚持自己的革命理想,继续为自由与共和而战。复辟王朝对他竟无可奈何,鉴于他的身体状况,认为他再不会对政府构成威胁,便将他释放了。

    弥尔顿获释后,基本上已近乎穷困潦倒。在直到去世前的十几年间,他以惊人的毅力,从事于诗歌的创作。17世纪60年代中后期和70年代初,弥尔顿的著名诗篇《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相继出版。这些诗篇都是在他失明的状态下,由自己口述,请别人笔录而成的。在《失乐园》和《复乐园》中,他通过当时英国独树一帜的古典圣经文体,利用宗教形象反映和总结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表现了英国人民对于王朝复辟的愤慨心情,以及他本人对于君主政体和封建压制的深切仇恨。在《力士参孙》这部希腊式悲剧中,弥尔顿又刻画了一个用生命的代价战胜敌人的勇士形象,号召人民为反抗封建压迫而斗争。作为主人翁的力士是一个盲人,其痛苦的经历,实际上是弥尔顿自身的写照。

    1674年,弥尔顿与世长辞,享年66岁。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和政论家,他没有来得及看到其政治理想的最终实现。但是他长期坚持并为之奋斗的信念,对于后来者的行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688年的光荣革命,最终使弥尔顿的梦想成真。100 多年后发生的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及1905年的俄国革命,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他的光辉诗篇和政论册子的影响。在世界新闻学说史上,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更是一个划时代的分水岭。正是这本小册子,奠定了近代自由主义报业理论的思想基础。

二、人性与自由

    关于人性的认识,历来被看成是各种政治学说的现实基础,它决定了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的界线;在传播思想领域,它更是集中地体现了各种思想体系内在本质的特殊性。弥尔顿的人性论,正如他的政治思想,乃是英国清教徒(新兴资产阶级)人性观的集中体现。他认为,人首先是理性的动物。作为理性的动物,它既有慧根又有恶根。作为慧根的具体表现,人本身就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而且还有克制冲动、压抑刚愎的潜力;但是人性的另一面,又孕育着刚愎与堕落的危险。上帝  “一方面命令我们节制、公正和自治,但又在我们周围大量撒下令人贪婪的东西,同时又赐给我们英国人漫无限制而无法满足的心灵”[2]在弥尔顿看来,上帝的这种“至高天意” 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只有在节制和诱惑之间,才能完成对美德的考验。而在这场考验中,人类的大多数是会表现出去恶求善的根本意向的。

    弥尔顿认为,人作为理性的动物,还具有判断是非、辨别真假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对于不同的个体来说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他引用帖撒逻尼迦的一句格言:“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进而断定,“不但酒和肉是这样,而且连一切好的和坏的知识都是这样。只要心灵纯洁,知识是不可能使人腐化的,书籍当然也不可能使人腐化……对于坏的胃口来说,好肉和坏肉一样有害。最好的书在一个愚顽的人心中也并非不能用来作恶”[3]。而对于胃口好的人来说,坏书和坏肉是不会损害他的健康的。尤其是富有理性与判断力的人,更是能够

以毒攻毒,以异端的 “书籍来反对异端 ”[4]

在弥尔顿看来,上帝赋予人们理性,就是叫他有选择的自由。因为理智就是选择。事实上,从上帝创造人的本意来说,他是不会把人类“永远限制在一切规定好了的幼稚状态之下的”。他的意图乃是使每一个成熟的人在一切方面,尤其是在选择上,充分地使用其最高的智能。弥尔顿非常尊重人类选择的权利。而要行使这一权利,就要全面地接触并了解所有的善与恶、真与假、对与错。只有理解并估计到一切恶的、假的、错的习性和表面的快乐,同时又能自制并加以分别而选择真正善的、真的、正确的事物,他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富有战斗精神的基督徒。

    基于上述认识,弥尔顿对于人的潜力和本质充满了信心,认为只要撤除限制人性的种种樊篱,让他们面对多彩的现实,独立地判断、自主地选择,就一定能维护上帝赋予的那份尊严,而达到人性的顶点。为此,弥尔顿根据社会契约学说,坚定地捍卫人类的自由。在他看来,只有当人们自己情绪高涨,不仅勇敢地捍卫自由,而且还不遗余力地参加公共问题的讨论时,才能证明人类脱离了幼稚的状态,“走上了光辉的真理和蒸蒸日上的美德的道路”[5]。  弥尔顿认为,人类的自由,就其内容性质而言,可以划分为三类。其一是宗教信仰自由。这种自由在当时的情况下,实际上等于否定传统的英国国教在人们精神生活上的主宰地位,赋予了人们选择新宗教的权利,从而使得其他宗教合法化。其目的乃在于为清教徒争取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

    其二是家庭或个人的自由。在弥尔顿看来,这种自由又可以细分为三种。一曰婚姻自由。婚姻在人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而婚姻的不幸,甚至可以看成是人生的失败。尤其是一个男人,“如果在家里受低于自己的女性的奴役——所有对男人奴役中最可耻的一种——在议会和法院里高谈自由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此,当夫妻关系紧张、水火不容时,离婚就应该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这种离异与当初的自愿结合,同样合乎“耶酥从未废除的神律。”[6]   二曰教育自由,即孩子能否自由地获得适当的教育。“就抓住时机向人类灌输美德(内在所感受的真正自由就是从这里产生的)来说,就共和国的贤明管理来说以及就巩固共和国的基础来说,再也没有比这个问题更重要的。”三曰出版自由,后来由此引申出了新闻自由。弥尔顿认为,“决定真与假,什么应该出版和什么应该禁止的权力不应该放在少数检查图书的检查者的手里”[7],而应该由作者或出版者自己来决定。关于这一点,在本文的第五部分还会详细论及,此不赘述。

    其三是公民自由。在这方面,弥尔顿集中地阐述了社会契约学说的精髓。他认为,“全世界的国王一般说来都是由人民授权,都是根据一定的条件付托给他权力的。”[8]这个条件就是维护公共安全和个人的自由。如果国王无视这一条件,那么人们就可以收回赋予他的权力。这些理由“牢固地奠定了人民对于国王的优越地位”[9],人民有权监督国家行政,有权废立君王。对于无道的暴君,人民则完全可以“用惩治其他人的同一法律来惩治他。”这是因为,人民和国王的权力同样来源于上帝,在政治权利的天平上,他们是平等的。而且在道义上,“废黜一个暴君显然比拥立一个暴君要符合于神意。人民废黜一个昏庸无道的国王也比国王压迫无辜的人民更符合于神意。”[10]

    这三大自由和人的本性一样,实际上也是人类理智、尊严的体现。为了尊重人性,维护人的理性和尊严,弥尔顿坚决反对专制独裁,勇敢地捍卫自由。当革命面临危险,独裁有可能再度降临时,他大胆地呼吁克伦威尔维护英国的自由,提醒他不要忘记“自由是我们共和国以无比的英勇赢得的,它以无比的光荣生长起来;如果它的毁灭像它的发展那样迅速,就会为我们这个国家带来极大的诽谤和耻辱。”他进而警告克伦威尔自重,不要践踏自己曾经为之奋斗的自由:“我们没有自由,你本身也不可能得到自由,因为这是自然的规律,凡是强占他人的自由的人,必然首先成为奴隶,再也没有比这一点更公正的了。”[11]弥尔顿在这里所要捍卫的,不仅是多数人的自由,而且还包括少数人的自由。他认为多数与少数之比,不是简单的数目之比,而是德行和智虑的对比。多数人压制少数人并不比少数人压制多数人合理。在自由权利方面,少数人与多数人是平等的。为了使人人享有自由,弥尔顿呼吁人们发扬宽宏的美德,使不同的利益和意见得以协调。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性得以升华,从而实现完美的基督精神。

三、真理观

    自由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尊重人性,维护人类的理智与尊严,更重要的,还是为了追求真理。什么是真理? 弥尔顿认为:“真理不过是我们认识到的正义,正义不过是我们实践中的真理……真理的特点是思索,她的最高效能在于教育人;但是正义的本质在于力量和行动……手握利剑,反对世界上一切暴虐和压迫。”[12]在另一本书中,他又说:“上帝本身才是真理,任何人愈紧密地依靠真理,把真理传播给人类,必然也会愈接近上帝,而上帝必然也更加喜爱他。如果认为上帝妒忌真理,或者认为上帝反对把真理毫无保留地传播给人类,那是不虔诚的。”[13]这两段表述中,不难理解,所谓真理、上帝、正义,虽然在具体含义上有些微区别,但在根本的意义上,却是三位一体的。真理与上帝同在,而拥有真理接近上帝的子民,必定是正义的化身。

    弥尔顿认为,当真理同圣主一道降临世界时,其形态是“十分完美而灿烂夺目的”,但是当“圣主升天而使徒们又已长眠之后,这时就兴起了一个恶毒的欺骗民族。他们就像埃及的泰丰及其同谋者对待善良的奥西斯一样,他们把圣洁的真理拿来,把它可爱的形体砍成千万个碎片四散抛开。”[14]从此真理不再是一个完美的整体,而寻找真理的碎片,重新拼合成完美的形态,就成了人类理性的使命。要完成这一使命,人们就得充分地运用自己的理智和判断力,深入思索,展开辩论与争鸣。这种思索愈是深刻,辩论和争鸣愈是激烈,人们的

观念见解愈是分歧不一,说明他们愈是在一步步地靠近真理。固然,在天下纷乱、人心未定的情况下,可能会有“许多教派和假教士手忙脚乱地引诱好人”,但是这种诱惑在人类的理智面前,注定会碰壁。所以大可不必从外部消除这种诱惑。如果单纯的人失去了一切恶的引诱,如果人们的意见整齐划一,如果人们“仅仅是因为牧师对他作了某种解说,或是宗教裁判法庭作了某种决定,就不问缘由地相信某种事物,那么纵使他们相信的是真理,这个真理也会变成他自己的异端。”[15]   

    在追求真理、捍卫真理的过程中,每个有理性的人都可以作出自己的贡献。其基本的途径,就是把他自己的智慧及其深思熟虑的成果——书籍、小册子——奉献给他的同类。就在这些书籍小册子中,“包藏着一种生命的潜力,和作者一样活跃。不仅如此,它还像一个宝瓶,把创作者活生生的智慧中最纯净的菁华保存起来”[16]。这是一种有用的药剂和炼制特效药的材料,而那些药品又是健全人生所不可缺少的。即便在它身上还看不到遗失已久的真理碎片,但是人们服用过后带来的心明眼亮的效果,无疑会引导人们步入通向真理的正确道路。当然,不可否认,在这些好的书籍、小册子之外,也有一些浅薄、庸俗的劣作。它可能会影响人们的选择。但对这种消极影响似乎也不能评价过高。因为这些坏书与腐败变质的鱼肉毕竟不同,后者用再卫生的烹调方法也不能对人产生什么营养,而前者“对一个谨慎而明智的人来说,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帮助他善于发现、驳斥、预防和解释。”[17]弥尔顿强调,“在我们这个世界中,关于恶的认识与观察对人类美德的构成是十分必要的,对于辨别错误肯定真理也是十分必要的。”[18]既然如此,人们如果要探索罪恶与虚伪的领域,比较真理与谬误的差别,又有什么办法能比阅读各种论文、书籍(包括坏论文、坏书籍),听取各种观点(包括错误的观点)更安全,更有效的呢?

弥尔顿坚持认为,真理以上帝为后盾,以正义的力量为源泉。“除开全能的主以外,就要数真理最强了。”在与谬误的较量中,“她根本不需要策略、计谋或者许可制来取得胜利。”[19]这些都是错误本身用来防卫自己、对抗真理的花招。只要让真理有施展的余地,而不要在睡着的时候把她捆住就行了。至于武力,它固然可以起到捍卫真理的作用,或加速真理对谬误的胜利,但是对武力的崇拜,可能会削弱人类理性的力量,这对于人的尊严是一个不小的伤害。在弥尔顿看来,“唯有理性的保护才是真正合乎人道的。”[20]所以他不赞成使用武力,而主张以智慧参与战斗。

    面对着当时汹涌的革命潮流,弥尔顿感觉到了新的时代气氛,认为,“现在正是发表写作和言论来推动大家进一步讨论激动人心的事情的时候”[21]。虽然各种学说可以随便地在大地上自由传播,然而真理已经亲自上阵。弥尔顿呼吁人们更加冷静、谦恭、宽容些,耐心地倾听各种意见。他深信,在各种意见激烈的论战之中,真理一定会脱颖而出,放出灿烂的光辉。这种观点,不仅充分地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对于人类理性、智慧的信心,而且还是弥尔顿忠于真理,投身革命的基本动力。

四、控诉出版检查的罪恶

虽然真理与上帝一体,其力量无所不在,而追求真理又是人性的本能使然。但是人们追求真理的行动,总是会受到各种外部力量的刁难甚至是阻碍。其中影响最大、为害最恶的,就是出版检查制。这种制度,人们一般又称为事前检查或预检,它规定在书籍出版前,必须事先经过有关当局审阅,以预防危险的或反政府的内容。弥尔顿认为,这一制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当时雅典的长官就将许多“渎神和无神论的文字”及“诽谤中伤的文字”予以焚毁。[22]进入中世纪后,几乎一切异端邪说都要经过检查、驳斥。从公元800 年开始,罗马教皇更是“想象从前控制人们的判断一样,把自己的统治之手伸出来遮住人们的眼睛。凡属不合他们口味的东西他们都要禁止阅读,并且付之一炬。”[23]在稍后的宗教改革运动中,出版检查制度更趋严厉,其目的不用说,“只是破坏和阻挠宗教改革的来临。”[24]1643年,英国国会在长老派议员的操纵下,又恢复了革命初期一度废除的检查制,规定未经检查官的审阅批准,不准印行任何书籍小册子。弥尔顿痛恨这种摧残人性、戕害理智的罪恶制度,蔑视长老派倒行逆施的行径,并且利用回答国会质询的机会,大胆地控诉了出版检查制度的罪恶。 

在弥尔顿看来,出版检查制是对人性和尊严的漠视,是对全人类的污辱。在这一制度的钳制下,学者、民众、国家,甚至连教会神职人员都遭到了下流的轻蔑。对于一个富有自由精神和卓绝天才的学者来说,“他们不为金钱和其他的目的,而是为上帝和真理服务”,当他准备向外界发表作品时,“他必然会运用自己的全部智慧和思虑。”“假如他在这里面所费的那样多岁月,那样多辛勤劳动以及他的才能在以往的信誉都不能让他达到一种成熟的境地,因而始终不能被人相信”,以至非得让那些无能而又忙碌的检查员看上一眼,“像一个晚辈由自己的保护人领着一样,让检查员在他的标题页后面签署,以保证他不是白痴或骗子——这种作法,对作者、对书籍、对学术的庄严与特权,都是一莫大的污辱。”[25]如果推而广之,将全国所有从未触犯过刑律的人民都纳入必须怀疑的对象范围之内,担心他们在信念和判断力方面已经病入膏肓,不经过检查官拿着过滤的管子喂就不能吃下任何东西,这实际是把所有的人民都当成了一群糊涂、无知、没有原则、没有教养、没有人格的低等动物,这不仅是对全体人民的无端责骂,“对整个国家都是一种污蔑和损害。”这种污蔑和损害,同样殃及了教会神职人员。因为,既然他属下的教民被看成是一邦没有教化、没有原则、没有人格的乌合之众,而且“只要出一本不管什么小册子稍微吹他一下,他们就会抛弃自己的教义问答和基督徒的道路”,神职人员的传教努力竟被人们如此轻视,这种打击的严重程度,甚至超

过了学者和普通民众所遭受的污蔑。

虽然检查制度污辱了学者、人民和国家,沉重地打击了教会神职人员,但是这种倒行逆施的看似厉害的制度,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在弥尔顿看来,这主要是由下面四点因素决定的。第一,现实生活中检查官的品质低下,使得他们无法胜任工作。一般而言,作为审判者,操书籍生杀大权的人,能够决定书籍应不应当进入这个世界,因此,“他们的勤恳、学识和公正都必须在一般人之上。否则在审核一本书可不可以通过的时候,就将发生极大的错误”。假如他的品质足以胜任这项工作,那么叫他不断地、没有选择地审读那些书,也是一件枯燥而无聊的事情。所以一般有品评、判断能力的人都不愿意从事这项工作。只有那些希图挣一个校对薪水的人才愿意去干。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难想象那些检查员“不是骄傲专横而又疏忽怠慢,便是卑鄙地贪图金钱。”[26]在他们手下,除了一般庸人已经接受者外,不会放过其他任何东西。   

第二,正如国家在选择检查员时可能发生错误,“检查员在选择作家的时候也同样容易发生错误。”而这种错误往往是致命的,它可能会误禁好书。“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像;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中的上帝圣像。”[27]如果牵涉到整个出版界的话,就会形成一场大屠杀。 

第三,通过检查员查禁的即便都是坏书,也不可能消除罪恶,甚至还会因此而遮掩德的光辉。“因为德与恶本是一体,消除其中之一,便会把另一个也一起消除了”[28],所以,人们应该注意,在检查员手里,很难从书籍中消除罪恶,即便是能消除一些罪恶,也会破坏同样多的美德。

    第四,检查制度在钳制书籍方面,虽然威力很大,但是“邪恶的风俗却完全能够不通过书籍而找到上千条其他的途径传播,这些途径是没法堵塞的。邪恶的说法只要有人指点,完全不凭书籍就可以流传。”[29]

    弥尔顿之所以控诉出版检查制度,其原因除了它达不到目的之外,更重要的,还是这种制度的运用,有可能查禁真理本身。他曾这样解释说:“因为我们的眼睛已被偏见和流俗所蒙蔽,一眼看见真理时,很有可能认为他比许多错误更不堪入目,更不受欢迎。正好像许多伟人看起来让人感到轻蔑可耻一样。”[30]在常人是如此,那些利欲熏心的检查官更不例外。也许他们还有捍卫真理的动机,并认为自己所信奉的是唯一的真理,但是在根本的意义上,他们用错了方法。正是这一致命的方法,不仅有可能损害真理,而且还污辱了民族、人民和国家,亵渎了人性的尊严。所以弥尔顿先是向国会请愿,继而向克伦威尔要求废除出版检查制度。他坚信,只有这样,才能解除对真理的束缚,使之发扬光大,才能恢复对人类理性与智慧的信心。

五、呼唤出版自由

    弥尔顿不仅控诉了检查制度的罪恶,对于其他的一切出版管制包括特许出版制度也深恶痛绝。在他看来,一切出版管制不管其动机如何,其实质都是以宗教法庭的形式,实现权力和利益的结合,从而在根本上剥夺人民的权利。这是对自由、对人权的侵犯。[31]虽然它的目的是阻挠真理的输入,准备在“可能的范围内消灭宗教改革之光,并确立假道理”[32],而且在客观上污辱了国家、人民和民族,摧残了高尚的学术,但是,它的根本企图并没有实现。就连最初设计这一制度的古希腊学者柏拉图也没有兑现。弥尔顿认为,检查制、许可制在近代是根本行不通的,他借用弗兰西斯·培根的话说:“责罚一种智慧就将增加它的威信。禁止一种写作,就会让人认为它是一种真理的火花,正好飞在一个想要熄灭这种真理的人的脸上。”[33]如果要理解统治者何以明知无用而又偏要采行这一制度,那只有一个解释,即他们的胆怯,他们对于真理、正义、人性及变革的恐惧。似乎采用了这种强大的武器,就可以吓走一切敌人。

    总之,在弥尔顿的眼里,检查制也好、许可制也好,一切出版管制虽然看起来威风八面,但实际上并无用处。要治疗这种制度,唯一的办法,是废除这一制度本身。换句话说,只有出版自由,才是根治出版管制弊端的唯一良药。弥尔顿崇拜出版自由,认为这种自由“是一切伟大智慧的乳母。它像天国的嘉惠,使我们的精神开朗而又高贵。它解放了、扩大了并大大提高了我们的见识。”[34]另一方面,出版自由还是杜绝献媚、广纳忠言的保证。只有在自由的环境里,人们才能坦诚地赞扬,毫无顾忌地批评,大胆地直抒己见,勇敢地参与争辩,这样,才能可靠地保证人民的忠诚。

    弥尔顿还认为,出版自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35]所以如此,乃在于出版自由是宗教自由和公民自由的前提,没有出版自由,也就是说没有说话的自由,其他所有的自由都将沦为一句空话。基于这一点,他在1644年《论出版自由》初版时,以随意翻译过来的欧里庇得斯的格言,题献给“英国国会”[36]:

         真正的自由,是生来自由的人,

         有话要对公众说时,便能畅所欲言,

         能说又愿意说的,博得高度赞扬,

         不能说也不愿意说的,尽可保持缄默;

         还有什么比这更公平的呢?

这段格言的基本精神,完全贯穿了整个小册子。就在这本通篇充满强烈个人情感的小册子中,弥尔顿以一个受伤害者和受压迫者的身份,控诉封建专制的暴行,痛斥一切出版管制的罪恶,全面地陈述了他的出版自由观念。

    根据弥尔顿的论述,出版自由的实质性目的,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其一,是开明地听取人民的怨诉。他在《论出版自由》的开篇部分写道,我们想获得的自由,“并不是使我们共和国中怨怼从此绝迹,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指望获得这种自由;我们所希望的只是开明地听取人民的怨诉,并作深入的考虑和迅速的改革,这样便达到了贤哲们所希求的人权自由的最大限度。”[37]其二,是容忍不同意见的争论。在他看来,压制新颖而不能见容于流俗的意见,已被实践证明是不识时务的螳臂挡车的行为。那么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那就是“不

论怎样受到他人的诽谤,我们都要谦恭而又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纵使这些意见与我们有所不同,我们也应该容忍他们。”[38]因为通过这些不同的意见,能启发思路、开拓视野,即便它们是了无用处的尘土,也能成为擦亮真理的武器。这种宽容的美德,不仅符合基督的精神,而且还是接近真理的重要条件。

    反之,如果人们缺乏足够的耐心和宽容,在没有完全理解别人的意思之前,就“唯恐他们带来新的和危险的意见,以至鲁莽地不加区分,一律禁止他们说话。”[39]这样做即便是出于捍卫福音的动机,也不能否认它是一种典型的迫害,是一种宗教裁判式的迫害。对于这种非人道的迫害,以非人道的甚至是暴力的手段加以回敬也就是十分公道的了。

    因此,要扫除精神世界血腥的宗教法庭气氛,捍卫神圣的出版自由,让人们都能自由地讨论,根本的途径,就是废除包括检查制、特许制在内的一切专制主义的出版管制制度。代之而起的应该是简明而宽松的登记制。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的最后部分里,盛赞1641年国会制定的出版法令,那项法令仅仅规定:“除出版者与作者或者至少印刷者的姓名已登记备案以外,任何书籍不得付印。”正是这条宽容而富于自由主义精神的法令,驱散了专制主义的阴影,促成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报纸出版事业的空前繁荣。弥尔顿同时还意识到,保障出版自由,并不意味着出版家可以为所欲为,对于“一切不遵守这一法令所出的书籍如

果有毒素或进行诽谤,查禁或焚烧它就是人们所能拿出的最有效的办法。”[40]这种办法不仅丝毫无损于自由的精神,而且还是捍卫自由的人道的手段。所以,如果国会确有捍卫自由的诚意,其当务之急就是立即废除1643年法案,恢复1641年出版法令的基本精神。只有这样,作为人类的天赋权利,作为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出版自由,才能得到切实的保障。

六、结   论

    在西方学术界,人们给予弥尔顿的评价是相当高的。19世纪最著名的弥尔顿研究者沃尔特·雷利爵士说,弥尔顿首先是一个公民,然后才是一个诗人,在他的一生中,“不是把精力用来证明自己应当免受法律的约束,而是用来证明法律本身应当改变”,“他所珍惜的唯一自由是法律所允许的自由”[41]。另一个著名学者雷克斯·沃纳则认为,弥尔顿的“伟大作品成了‘一个民族的教条’,”他不仅是一个双目失明的失败的爱国者,不屈不挠的学者, 严肃的教育家,自由的预言者,而且还是一个杰出的诗人和敢斗的革命家。美国杰出的文艺理论家安妮特·鲁宾斯坦则称:“弥尔顿是个完人,艺术上和生活上都是完美的,同时在这两个方面都具有高度的政治性。”[42]这些评价,应该说与弥尔顿作为诗人、思想家、革命家的综合表现是基本吻合的。

    但是,如果从新闻传播的角度来看,上述的评价就显得很不充分了。在世界新闻史上,我们首先要肯定的,是弥尔顿对自由真诚的挚爱和不顾一切的献身精神。他生为自由,死亦为自由。在顺境中大声呐喊,处逆境时也不退缩妥协。为了在论战中击败王党的反扑,他忘我工作,以健康乃至光明为代价。1655年,即在他为写作《为英国人民声辩》而失明的3年后,还在致学生的诗中表示:[43]

         我还能勇往直前,

         忍受着一切。

         你要问什么在支持我?

         朋友,是一种认识:为保卫自由,

         为完成这全欧闻名的崇高任务,

         我才累得失明。即使我没有

         更好的指引,这种思想就足以

         支持我了此尘缘,虽失明而无疚。

这字里行间洋溢出来的激情和无畏的精神,在当时及后来的诗人、思想家中,极为少见。

    弥尔顿不仅为公民自由、宗教自由而奋斗,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出版自由的口号。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对此作出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末到19世纪,在全世界成了伟大的口号。为什么呢? 因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即资产阶级反对僧侣、国王、封建主和地主的斗争。”[44]这一伟大的口号,有力地推动了欧洲及世界各地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1788年,即法国大革命的前一年,革命者米拉波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出版自由,模仿英国人弥尔顿》的文章,头一次出版立即抢购一空,翌年再版时,亦引起了社会的轰动。1908年12月9日,即弥尔顿诞辰300周年之际,伦敦《每日新闻》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在谈到1905年俄国革命时说:“俄国刚刚出现

新生活的迹象时,《论出版自由》译本问世。报贩以几个戈比的价钱出售,公然向尼吉尼·诺夫哥罗德的检查官挑战。 ”[45]当另一个革命者在西姆拉准备出版该书俄文译本时,也是在弥尔顿学说的基础上表明自己的理由的。可以说,弥尔顿的出版自由观念培育了资本主义时代第一批报人和出版家。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完全可以称弥尔顿为近代资产阶级的报业之父。  弥尔顿的出版自由观念,是世界新闻史上自由主义报业理论的思想源头。后来,人们从他的出版自由观念中,自然地引申出了新闻自由,故而又有人称他为新闻自由运动的思想先驱。但是严格地说来,弥尔顿的出版自由观念与近代的自由主义新闻理论还不是一回事。首先,弥尔顿出版自由的主体是出版界,其中虽也包含了尚处幼稚状态的报业,但主要是指出版家、思想家;而后来新闻自由的主体,则是报界的新闻从业人员。其次,弥尔顿的出版

自由是一种有限的自由,缺乏普遍性。在他看来,“凡是不能自制的人,以及由于心智鲁钝或错乱而不能恰当地管理自己事物的人”[46],是不配享有崇高的出版自由的,这种自由只能是庄重、高尚及有教养的人们的特权。而自由主义报业理论则主张,新闻自由是一项普遍性的权利,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无条件地享有。再次,弥尔顿的出版自由观念虽达到了当时理性思维的最高水平,但是从现代严格的逻辑意义上来看,它还没有形成一个完备的理论体系;而近代的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则在前者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补充,因而显得结构谨严,体系井然。

    不过,区别归区别,弥尔顿的出版自由观念所以能成为自由主义报业理论的源头,还在于它们的共同性。例如,在对人性的认识上,两者都认为,人作为理性的动物,不仅能辨别是非、判断真假,而且还有自主选择的能力与权利。在真理观方面,两者也都认为,真理是确定的,是在多种学说竞争的意见市场上产生的;在追求真理、捍卫真理的道路上,只要理性和智慧就足够了;暴力虽然也能起一些作用,但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非人道的手段。此外,两者还都反对封建的出版管制尤其是出版检查制,等等。正是这些共同点,才决定了两者前后发展的渊源关系。

总而言之,弥尔顿作为诗人、思想家和革命家,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酷爱自由,并且能为自由贡献一切;他提出的出版自由观念,不仅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口号;正是这一口号,奠定了近代自由主义报业理论的思想基础。但是,从历史上看,弥尔顿的出版自由观念与自由主义报业理论虽有许多相同之处,但毕竟不能等量齐观。区别这两者的异同,并不意味着贬损前者,而是强调观念本身历史发展的继承性,这只会确认弥尔顿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而绝不会损及他的伟大形象。

 



[1] (英)马克·帕蒂森著,金发、颜俊华译:《弥尔顿传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1992年版,第33-35页。

[2] (英)弥尔顿著,吴之椿译:《论出版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4页。

[3] 同上书,第14-15页

[4] 同注②。

[5] (英)弥尔顿著,吴之椿译:《论出版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4页。

[6] (英)弥尔顿著,何宁译:《为英国人民声辩》,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62-263页。

[7] 同上书,第263页。

[8] 同上书,第141页。

[9] 同上书,第149页。

[10] 同上书,第50页。

[11] (英)弥尔顿著,何宁译:《为英国人民声辩》,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94页

[12] (英)弥尔顿著:《偶像破坏者》,引自《从莎士比亚到奥斯丁》,鲁宾斯坦著,陈安全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156页。

[13] (英)弥尔顿著,何宁译:《为英国人民声辩》,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37-238页。

[14] (英)弥尔顿著,吴之椿译:《论出版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8页。

[15] 同上书,第34页。

[16] 同上书,第5页。

[17] 同上书,第15页。

[18] 同上书,第17页。

[19] (英)弥尔顿著,吴之椿译:《论出版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7页。

[20] (英)弥尔顿著,何宁译:《为英国人民声辩》,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17 页。

[21] (英)弥尔顿著,吴之椿译:《论出版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6页。

[22] 同上书,第6页。

[23] 同上书,第9页。

[24] 同上书,第12页。

[25] 同上书,第35页。

[26] (英)弥尔顿著,吴之椿译:《论出版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6页。

[27] 同上书,第5-6页。

[28] 同上书,第24页。

[29] 同上书,第19页。

[30] 同上书,第49页。

[31] 同上书,第34页。

[32] (英)弥尔顿著,吴之椿译:《论出版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8页。

[33] 同上书,第34页。

[34] 同上书,第44页。

[35] 同上书,第45页。

[36] (英)弥尔顿著:《偶像破坏者》,转引自《从莎士比亚到奥斯丁》,鲁宾斯坦著,陈安全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149页。

[37] (英)弥尔顿著,吴之椿译:《论出版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页。

[38] 同上书,第46页。

[39](英)弥尔顿著,吴之椿译:《论出版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0页。

[40] 同上书,第51页。

[41] (美)鲁宾斯坦著,陈安全译:《从莎士比亚到奥斯丁》,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46147页。

[42] 同上书,第181-182 页。引自高崧著:《反封建的革命斗士》,《为英国人民声辩》译序,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43] 引自高崧著:《反封建的革命斗士》,《为英国人民声辩》译序,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44] 列宁著:《给格·米雅斯尼柯夫的一封信》,《列宁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2卷第492页。

[45] (美)鲁宾斯坦著,陈安全译:《从莎士比亚到奥斯丁》,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0-151页。

[46] (英)弥尔顿著,何宁译:《为英国人民声辩》,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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