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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自由开放的跨文化对话——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发布时间:2004-07-01 15:05:34 作者: 来源: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网站 关注:35615

     200466日—7日,“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在武汉大学举行。这次会议由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法国波尔多第三大学组织传播研究中心联合举办。来自法国、英国、美国、日本、加拿大以及来自祖国大陆、台湾、香港的100多位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大会入选论文72篇,共有45人在大会上宣读论文,包括阿芒·马特拉、格雷厄姆·默多克、约翰·伦特、约翰·斯多雷、菲力普·迪力巴尔、童兵、冯建三、李金铨等海内外著名学者。总的来看,这次会议是一次充满理性、充满创见的学术会议,是一次自由、开放的多元学术话语对话的学术会议,是一次展现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丰富性、复杂性与现实性的学术会议。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大众媒介与东西方文化的沟通、理解”,其目的在于,探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传播的历史、现状与问题,反思现实的文化冲突与文化帝国主义,探寻在相互沟通、理解、尊重基础上的世界多元文化发展道路;分析在社会权力、种族、性别、宗教、年龄等方面的跨文化传播问题,充分理解社会各方面文化的特点,为大众媒介的跨文化传播实践提供思想资源。归结为一点就是,“寻求多元文化认同的媒介空间”。这是一个既符合人的理性又能回应现实问题的目标设定,在这一目标之下,学者们对跨文化传播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可谓新见迭出,精彩纷呈。

根据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法国波尔多三大组织传播研究中心的合作协议,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将成为由双方轮流定期举办的制度化国际学术会议,并逐步成为世界各国学者广泛参与的跨文化传播传播公共论坛,为人类的跨文化传播提供思想资源。下次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将于2006年在法国波尔多召开,法国波尔多第三大学组织传播研究中心创始人于格·欧梯也先生盛情邀请学者们相约波尔多,继续探讨跨文化传播话题。

 

 

 

 

    印象一:会议实现了北美、欧洲和亚洲学者在跨文化传播领域的学术对话,并以新的研究议题拓展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思维空间。

    由于跨文化研究始于二战后的美国,并通过美国学者发展起来,因此,这一研究领域一开始就带有欧裔美国人的视角。后来,随着跨文化传播领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单一的研究视角逐步被克服。这次会议的重要历史意义在于,它通过北美、欧洲和亚洲学者的学术对话,进一步扩展了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视野,较为集中地探讨了中国媒体与西方媒体在文化形象互构上的表现,分析了在中国的跨国公司的跨文化传播问题,研究了在多元文化社会媒介如何呈现“他者”、如何认识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如何实现跨文化传播战略等问题,从而使跨文化传播的学术话语更加丰富、更加多元。

对于中国人来说,跨文化传播所体现的是一种和平共存的生活态度,一方面表现为对他人的尊敬,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方面是对自己的期许,所谓“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自十九世纪以来,中国人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探寻着跨文化传播之路,但由于受到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学术视野相对单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对跨文化传播问题的思考得以放开,而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又有了进一步的拓展。

根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主要集中于十大议题:翻译中的跨文化问题、商业与跨文化问题、跨文化交际、文学作品中的跨文化问题、旅游与体育活动中的跨文化现象、教育与跨文化、跨文化心理、不同文化间的比较、跨文化传播理论、艺术表现形式与跨文化传播。这次会议出现了一些比较新颖的议题,如城乡跨文化传播问题、电影电视的文化交流、信息主权研究、大众媒介与“他者”的文化形象建构、东西方媒体跨文化传播障碍分析、跨文化传播中的“误读”现象、跨文化传播的文化伦理等。这些议题代表了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前沿性、实践性问题。

 

    印象二:与会学者对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论问题作出了新的反思,丰富了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内涵。

对于人们已习以为常的“文化多样性”这一用语,法国学者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先生在《文化差异的历史与地理政治学分析》一文中进行了认真的反思,指出它已经逐渐变为表达众多矛盾的现实与立场的广泛用语,一些国家和国际机构用这个概念来证明他们为维护各自利益所发表的言论,并使其合法化,而许多跨文化组织也以它作为其抵抗全球同一模式的依据。他认为这一概念的多义性揭示了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同势力间存在着的紧张关系。这一见解的意义在于,它告诉我们要透过权力关系体系来审视“文化多样性”话语。

作为一种呼应,美国学者特德·梅杰(Ted Madger)对维护文化权力和文化多样性的现实努力提出质疑,认为赋予文化以权力,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看似极具吸引力,但要作为合法条文是有缺陷的,因为无论作为符号还是实践,文化天生就是集体表现,支持文化多样性的努力可能会夸大个人的跨国界传播权。

英国学者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以批判的眼光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流动的消费主义”正在借助资本的力量扩展着文化边界,使文化接受资本的控制,与此同时,原教旨主义企图划定边界,拒绝文化的多样性和开放性。面对这一矛盾,他提出构建“世界公民性”的设想,让每一文化区域的人们都成为世界公民,在自由、开放、多元、对话的环境中建立世界文化的公共论坛。无疑,这一见解符合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

另一位英国学者约翰·斯多雷(John Storey)在《英国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与权力:有关全球化即文化美国化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深刻指出,全球化是美国文化在全球范围的成功内爆,美国资本主义经济成功地操纵了文化产品,毁掉了本土文化,将美国社会方式强加给地方,这一观点让我们在全球化与文化关系的层面重温了英国文化研究传统关于“文化与权力”的理论表述。

复旦大学学者童兵对跨文化传播中的认识误区进行了深刻反思,认为不能把跨文化传播简单地看作是“文化侵略”,应充分肯定西方国家政治文明的积极功能,同时提出,跨文化传播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可能对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构成挑战,又有可能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拓展文化创造的空间。这实际上表明了中国学者的学术态度。

北京大学学者杨伯溆一反二元对立的文化观,从人性的角度考察了以因特网为核心媒介的全球传播的文化内涵,认为全球传播要扩散的文化就扎根于人欲之中,真正挑战中国民族文化的不是任何一种西方文化,而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展示的、并通过全球传播扩散的欲望文化。

 

    印象三:与会学者对跨文化传播策略作出了多角度的考察,表现出对现实问题的冷静思考。

来自加拿大的学者赵月枝选取跨文化政治经济学的独特视角,解读了中国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认为这种融合导致了一个新型的主流话语权力集团的产生,集团的组成部分包括改革后中国的官方资本、跨国公司资本以及受本国和跨国资本偏爱的城市中产阶级消费者;同时指出,这一融合一直接受两方面的制约,一方面是中国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民族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遗产,另一方面是改革过程中的新出现的文化冲突。这一观点触及到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传播产业所面对的社会权力分配问题,从而更接近对融合现象的本质的揭示。

台湾学者冯建三通过对六地电影产业及政策的考察发现,阻碍世界各国通过电影而交流文化的最明显阻力,来自于好莱坞所营造的电影文化的新国际分工体制,如果不松动这个关系,国家政策的效果就相当有限。这可视为对文化权力关系的具体分析。

美国学者约翰·伦特(John Lent)从微观的角度探讨了连环画艺术中的跨文化现象,指出连环画艺术具有普遍流行性、漫长的历史根源以及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影响;漫画书、动画片和滑稽画被非常荒谬地商业化了,而且被制作成商品以产生利润;卡通在跨文化传播中扮演的角色是负面的,它对他人、外来者、不知名的以及敌人开玩笑。尤其在战争和其他政治冲突中,卡通里充满了敌人的丑恶形象。这些观点让人们领会了连环画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香港学者冯应谦和他的合作者张武宜通过对维亚康姆传媒集团旗下的MTV频道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个案分析,说明跨国文化公司与中国地方传媒的顺利融合,这既不是国际资本向中国屈服,亦不是说中国政府放弃原则,而是双方努力后催生出的一种共生关系。他们的分析对如何建立跨国文化公司与政府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法国学者多米尼克·布兰(Dominique Blin)和依莎贝尔·古斯让(Isabelle Cousserand)考察了在华法资企业的跨文化问题,得出了非常有意义的结论:公司的内部宣传对于加强企业的对华合作意义重大,及时反映在华分公司和中国经济的动态,有助于提升对华合作在公司业务中的地位,更有利于将其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法国学者菲力普·迪力巴尔(Philippe dIribarne)用人种学的方法讨论了企业的跨文化现象,认为企业内部的文化接触有直接和间接的表现形式,一方面,在跨国企业和国际组织中,双方的融合使得来自不同文化的个体之间合作的可能性增强;另一方面,某些国家的管理概念也被应用到不同的文化氛围中。因此,他提出,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用同一种行为模式和管理模式,就成为竞争中的重要砝码。

香港学者李少南通过审视香港人对日报与南韩的刻板印象,发现香港人认识日本及其人民多于南韩与南韩人,其原因在于香港人对日本及日本人有更多的亲身接触,这一发现部分证实了“接触”有利形成正面形象的理论,有助于建构人际交往层面的跨文化策略。

 

印象四:与会学者展现自由开放的学术话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广泛的学术对话。

引人注目的是,中法两国学者同时关注了媒介的文化形象塑造问题。法国学者于格·欧梯也(Hugues Hotier)通过对《世界日报》和《巴黎人》两份日报中一系列中国报道的分析,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角度阐述了中国在法国报业乃至法国民众中的形象。另一位法国学者佛罗朗斯·爱侬(Ilovence Henon)从法国电视台播放的中国文化出发,用符号学的方法解析了当代中国艺术,发现艺术上的发展反映出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和主流意识的种种变化,即人民思想的进步、政府更加开明、对外交流频繁,并认为中国正经历着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中国人正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观察世界;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的跨文化传播势必会增进国家间的交流,减少误会和隔阂。

中国学者张金海和他的合作者吴俐萍则对《人民日报》的法国报道进行了分析,认为《人民日报》塑造了一个在政治上主张多极化、珍惜各自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与控制、主张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政治形象,以及在文化上维护民族文化特性、保护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倡导文化多样性的大国形象。中国学者秦志希和他的合作者徐小立认为,自我文化诉求的需要是跨文化传播的深层原因,它使跨文化传播表现为对文化他者的合目的性的“映现”,而不是致力于真实的再现,同时它又根源于文化自我中心主义,而要摆脱文化自我中心主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理想的跨文化交流只是一种乌托邦。这一与多数学者相反的意见构成了对跨文化传播如何可能的置疑。相对于英国学者斯多雷、法国学者马特拉等人对于文化多样化的悲观论调,中国学者熊澄宇和他的合作者程绮瑾则通过对新媒体的分析,表达了一个乐观的论点:随着全球化市场而来的新的传播技术削弱甚至消除了单方面霸权的可能,从而形成了学术观点的对照。

 

 (原文载2004年6月14日《中华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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