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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概观
发布时间:2006-02-26 15:55:03 作者: 来源: 关注:35615

二十世纪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概观


石义彬 单 波


内容提要:本文回顾并反思了二十世纪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的发展历史,认为从理论表述的“场域性”来看,它有着自由主义话语、社会进步与实用主义话语和文化批判话语的背景。同时,它在总体上又顺着新闻自由的逻辑而发展的,这种逻辑又进一步分为政治的逻辑、市场的逻辑或经济的逻辑、文化教育的逻辑。

关键词:新闻学  大众传播学  理论概观

    西方的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是一个难于把握的学术领域。自五十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此领域进行了方方面面的清理,但至今仍然没有统一的认识。他们大多偏重于用抽象的、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框架和方法来涵盖具体的、历史的、呈现文化多样性的新闻传播理论表述,这就难免产生各种各样“以偏概全”的研究模式,而在科学主义的视野下,这些被总结出来的研究模式又不断遭受广泛的质疑,以致于得出“传播科学尚处于‘前范式阶段’”[i]的判断。其实,问题并不在于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有没有范式或能否用单一的研究范式来界定,而在于传播研究的“场域性”(contextuality)和人类传播活动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ncies)摧毁了为建立抽象的研究范式而设立的权威性学术话语。

1981年,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和斯文•温德尔(Sven Windahl)出版《大众传播模式论》(Communication Models for The Study of Mass Communication)一书时,西方学者建构传播研究模式的热情还没有减退,他们对模式的遵从依然建立在模式的构造功能、解释功能、启发功能和预测功能之上,但这两位学者当时还算比较清醒,认识到“模式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完整、过分简单以及含有某些未被阐明的假设等缺陷,适用于一切目的和一切分析层次的模式无疑是不存在的”[ii]。同时还看到,“因为大众传播研究的不同途径涉及到互不相容的不同侧重点,有时涉及到前后矛盾的理论,因此,任何一个全面性模式都可能混淆各种科学的探讨,不可能正确说明现实真实的思想状况”,另外,“一个单一的全面性模式可能回无形中肯定一种单一分立的传播过程的存在,即由作为信息来源的社会传向作为受众的社会”[iii]。到1994年,麦奎尔的《大众传播理论导论》第三版面世时,研究模式的思想已淡化,开始以人文主义研究方法和科学主义研究方法为横线,以媒介和社会为纵轴,把传播研究切割成媒介—文化论、媒介—唯物论、社会—文化论以及社会—唯物论四个不同的面向。显然,这种分析把西方传播研究带到了由“媒介、文化和社会”构成的“场”,呈现出传播研究的“场域性”,放松了主流传播学那种以“传播者—讯息—通道—受众—效果”为模式的操纵力量。

事实上,在回顾并反思二十世纪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的发展时,我们所面对的不仅是归纳其中的理论表述结果,更为重要的是在西方特定的“媒介、社会和文化”场域、意义中的理论表述过程。本文将由此出发,真实地理解二十世纪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的发展过程。

二十世纪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的知识来源

谈起二十世纪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我们就会想到它的自由主义思想来源,从密尔顿的《论出版自由》、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到托克威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密尔的《论自由》,从1789年法国国民议会把言论出版自由载入《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到1881年法国新闻自由出版法出台,新闻自由在西方成为一种制度意义上的权利,这些都构成了对二十世纪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的深刻影响,以致于无论是霍尔姆斯(O. W. Holmes)大法官在1919年阐发的“思想的自由市场”理论,还是布莱耶、李普曼等人在二十世纪初对新闻自由的论说,无论是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英国皇家报业委员会在1947年对报业自由所作的评估中确立的社会责任理论,还是二战以来陆续出现的双向参与理论、媒介霸权理论、大众传播的文化批判理论等,都可以看成是这些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注脚。

与此同时,二十世纪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还有着社会科学制度化的思想背景。十九世纪中晚期,西方学术界笼罩着一种关注人类社会进步的意识形态气氛,人们期望从人类社会由低级走向高级理性阶段演化的过程中揭示和发现社会法则。这时,欧洲的理论表述的最大特点就是开始了由社会思想向制度化的社会科学的转化过程,并深深植根于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占支配地位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按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依赖于对下述三个活动领域的严格区分:与市场相关的领域,与国家相关的领域和与“人”相关的领域,而且各自还具有特定的规则或逻辑;对这三个独立领域的研究,也就渐渐地被称为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学科辅助于历史学,都有着很强的“应用”性质;它们以“常规性变化”为依据,以现实经验为取向,最终变成了一种限定和设计社会变化的研究方式:它不仅有助于国家政策的制定,也同样有助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兑现[iv]。西方十九世纪的新闻学是在“社会-历史”的范畴内被纳入这一研究轨道的,其思想逻辑是,新闻是文明生活中起作用的一种社会力量。

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西方人以这样的思考方式开始新闻学研究的制度化行程:新闻与社会的平稳发展和民主政治的成功有着密切的相关性,电气化、摄影术、电影、留声机、电话、广播等新的传播技术戏剧性地变革着媒介领域,也给人们提供着生活基础,以致于传播的变化能戏剧性地改变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同时,人们所处的时代还是垄断资本时代,在追求高额利润的过程中,作为公众舆论必不可少的滋养品的新闻,已被耸人听闻、浅薄无聊所“污染”,并且威胁着民主政治,更为可怕的是,新闻从业人员无所适从,新闻业处于一种无序状态,因此,新闻学研究与教育是必须的[v]。显然,这种思考方式是西方新闻学接受社会学影响的内在动因。

一般说来,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对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构成间接和直接影响的主要是这样一些学者:研究官僚制度的德国人韦伯(Max Weber)、社会学之父孔德(Angust Comte)、实证研究方法的先驱涂尔干(Emile Durkheim)、理论社会学的创始人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力主模仿理论的塔尔特(Gabriel Tarde)、研究团体对个人影响的社会心理学之父西梅尔(George Simmel)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和詹姆斯(William James)、社会学家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社会学芝加哥学派领袖帕克(Robert E. Park)、社会学家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vi]。在他们所处的年代,报纸已成为拥有大量读者的、重要的大众媒体,社会进步的信念使他们中的一些人着迷于报纸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潜力,于是,新闻学的问题被纳入社会学视野之中,“传播”被作为人与人互动的关键要素纳入其思想过程。比如,杜威向他的学生灌输的一个重要观念便是“大众传播是社会变迁的工具”,并且从未放弃借用媒体改良社会的可能性[vii]。而在库利看来,人与他人互动,有如一面镜子,帮助个人自我概念的形成,“传播”就是“镜中之我”形成过程中“唯一”的关键要素,它提供社会化一个方法,有如结合社会的螺齿[viii]。本来,关心大众媒体的库利已经注意到了大众传播效果问题、媒体所有权问题以及媒体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角色问题,但对报业商业主义的排拒,使得他只是在人际传播的范围内“诠释”其社会进步的信念。米德则从杜威和库利的学说出发,提出“个人乃经由与他人互动,进而认识自己”的自我理论,朝着强调人类传播是社会化的重要代理人这个方向大步迈进[ix]。帕克在十一年的记者生涯中发现了新闻塑造民意的作用,并带着对这一问题的浓厚兴趣离开新闻界,进入社会学领域,使传播成为社会学领域的一个中心问题,在他那里,所谓传播就是“个人能以某种意识,到达某种程度,对别人采取态度与观点的一种社会心理过程”[x],新闻是人际交流的基础。他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人际网络如何与大众媒体联结?报纸影响民意的程度如何?报纸如何为民意所控制?媒体如何能促进社会变迁?

显然,这些社会学家以他们对社会进步的关怀,把新闻与传播置于人类行为的实证分析层面,客观上打开了新闻学和传播学反思社会的新视角,并把它引向了社会科学研究轨道。从此,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理论表述不再仅仅是新闻传播的编史工作和经验化研究,而是延伸到了广阔的社会领域。但是,这个时期的行为主义者将权力(power)的研究等同于“影响力”(influence)的研究,过于轻率地忽视了作为“某种能力或预存属性”的权力与主要指涉权力运作过程的影响力之间的差异,相应地,以媒介效果研究取代传播过程研究,把媒介的影响力仅仅视为一种与生俱来的说服能力,至于这种影响力如何运作,则并未受到重视。

李普曼的理论表述过程就是一个极好的说明。他对新闻传播现象的关注是从新闻报道不自由的状况开始的,在这之前,他的研究兴趣在政治学和外交领域。从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触角使得他发现战时的新闻报道是不自由的,由于新闻检查,公众无法知道伤亡的真实情况,在签定“凡尔赛和约”的过程中,公众也不了解谈判的内幕,因而也不能够提出自己的意见。另外,他还从战时的宣传工作中得出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就是新闻报道歪曲事实是家常便饭。由此,他以《纽约时报》的十月革命报道为对象进行调查分析,以证实他的经验判断。结果表明,这张报纸对十月革命的报道即有偏见,又不准确,“人们所读到的并不是事实,只不过是一些人所希望看到的东西罢了”[xi]。对民主政治和社会进步的信念,使得他对新闻传播的理论表述集中在这样一些要点上:其一、在不偏不倚的事实基础上各抒己见是民主的必要条件;其二,民主在实质上就是对消息来源诚实性的保证,如果一个社会缺少能够洞悉谣言的消息,这个社会就无自由可言;其三,一个记者要能够透过现象发现目的;其四,只要给人民不偏不倚的事实,他们就回根据这些事实采取理智的行动。显然,这最后一点是一个很不完善的理论假设。面对美国的现实,李普曼很快对此提出质疑:好的新闻报道是否能真正消除人们心中的疑虑和不安?是否只要有了好消息,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新闻和“真实性”二者之间究竟有那些区别?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使他率先进入了对舆论的理论表述。凭着他的观察以及战时宣传工作的经历,李普曼把舆论视为民主政体的原动力,在《舆论学》一书中写下了这样的理论结论:“舆论这个词包含着统治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力量。••••••形成舆论和舆论的功效对于解决地方、国际问题和消除误会都是极根本、极重要的”。实质上,是人的交往领域的扩大、媒介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加强以及李普曼本人对社会改革的热情呈现了舆论的重要性。

在对舆论的理论表述中,李普曼首先直接运用了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公式来解释舆论的形成,在他看来,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太大、太复杂、消逝太快,我们不可能直接去看、听、接触和了解它,我们只能凭人家报道给我们的情况来采取行动。今天,常常把李普曼的这一观点简单地归于机械论,殊不知,这还是他批判社会现实和媒介现实的逻辑起点。当时,在市场化轨道上运作了近一百年的美国新闻业已进入“后事实时代”(post-factual age),这是一个事实与虚构、新闻与娱乐、信息与广告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的时代,它构成了对民主社会和新闻业本身的威胁。在他看来,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在政治上与之交往的世界是“深不可测、漫无边际、无法想象的”,外界的真实情形往往为无知、歪曲、传统、感情、陈旧的假象所代替。更为要命的是,人们常常以“固定的成见(Stereotypes)”来把握事物,于是,在大多数问题上,人们不是先理解再下定义,而是先下定义,然后再去理解。在这个五光十色、杂乱无章的世界上,人们只是根据自己的修养作出的解释来进行判断,然后再去理解这些旧框框下作出的判断。同时,大多数人都没有时间、精力、兴趣和条件去判断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他们都是“局外人”,只有少数有权、有责任心的“局内人”才能在社会上发号施令、决定一切。在这里,李普曼解构了传统民主理论——即认为只要给公民提供信息,就能使他们进行理性的自我管理。在他看来,这种民主理论只能把民主导向危险的境地,因为它在民主中塞满了太多虚假的希望。为了拯救民主,必须发展“知识机构”(machinery of knowledge)以使不能自我管理的人们超越他们的偏见和经验的局限[xii]。我们可以看到,李普曼对民主社会和媒介现实的批判吸收了当时的大众社会理论的一个基本分析,即认为相对于传统社会,新兴工业社会不再因地缘、血亲、职业或传统文化观念而维系在一起,都市化和工业化使得传统社会解体,现代人变得无根、飘泊和疏离,因此,现代人容易沦为媒介宣传的牺牲品[xiii]。

但是,同样是局限于行为主义和大众社会理论,后来的学者并未发展批判研究,而仅仅关注媒介的说服能力。拉斯威尔(Harold D. Lasswell)的理论便假设大众媒介的宣传是“现代世界最有力的工具之一”,相信媒介讯息对受众有像子弹一样的威力。同时,对受众的假设也停留在“刺激-反应”假设阶段。他所建立的研究模式“谁—说什么—对谁—何种通道—什么效果”,也仅仅是一种孤立的传播过程的研究,这个行为走向的研究模式显然隐含着以媒介为自主机制的观念,忽略媒介与其它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内在联系,也无法对媒介与社会秩序的维系、变迁等大问题作出思考,更谈不上解释媒介在不同历史情景中所扮演的角色了。随后,学者们又发现同样的媒介讯息并不对每个受众都有同样的效果,认为传播效果不应从媒介讯息直接推论,而应从受众的差异性中来实证传播效果的有无。霍夫兰(Carl I. Hovland)以实验的方法证明了这种“有限效果论”,认为说服效果的发生必须视“人际差异”而定。他把研究重心放在说服传播中可观察到的效果,而且这些“可观察”到的效果又集中于受众的意见、态度、理解和行为等的改变。拉查斯斐尔德(Parl F. Lazarsfeld)似乎认识到了大众传播在现代社会扮演着十分复杂的角色,由此建构了较为复杂的“两级传播”模式,即“意见似乎是从广播或印刷媒体流向意见领袖,再由意见领袖流向较不主动的大众”[xiv]。相对于霍夫兰的说服研究,这个研究模式开始注意人际传播网路在改变个人意见和态度上的重要性,将传播研究从“媒介对人们做了什么”转变成“人们对媒介做了什么”,发现了人际影响在大众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但它依然是局限在可观察和实证的层面下。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拉查斯斐尔德坚决信守社会变迁理论,认为社会是一个不完美的体系,需要做重大改进,而日益精密的实证方法是改良社会的一条明径[xv];另一方面在于这些研究一直受到媒介和商业机构的支持,从而被行政研究和市场研究所导引,前者的基本目标追求理性化的社会控制,后者的基本目标是研究如何扩大媒介对消费者的影响力。由此,拉查斯斐尔德和他的研究者们很自然地遵循行为主义的思路,着眼于行为层面的可验证性的变化,并且视此变化为一种“自主”现象,与其它的社会情境没有结构性的关联,排除了对长期而不易观察的传播力量的反思,发展出单一层面的媒介影响力研究。诚然,我们无法否认效果研究的价值,因为效果问题本来是人类传播的基础,但正如美国传播学家罗吉斯所批评的:“太多的效果研究,遵循一个过度简化、单向的传播模式,而这个模式忽略了传播的情境架构,并且因为其轻视人类互动的天赋主观性,故而扭曲其现象的本质”[xvi]。

二战后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的多样化发展

二战以后,上述单一层面的媒介影响力研究的语境不复存在,战争的创痛、核子的威胁、技术的宰制、意义的虚无等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人的权利和价值。在新闻传播领域,人们又重新审视新闻自由,美国的新闻自由委员会和英国的皇家报业委员会均观察到,无论是媒介的私人垄断还是媒介的公共垄断,都已逐渐威胁到了个人意见表达自由,并认为要把媒介办成公共论坛,广泛吸收民众参与,形成人与人、媒介与受众的互动,以此使媒介负起社会责任。与此同时,电视、电脑等新传播技术已把传播推向社会变革第一线,其互动性、个人化、小众化的特性已迫使研究者不得不去关注传播系统中两人或多人的信息交流过程,并且在一个高度互动的传播系统中,已经不可能划分“来源”和“受众”,相反,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于是,施拉姆在1952年最早提出了传播即“分享”信息的观念,认为传播是一种关系,是一种分享的活动,而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施加的行为,从而在总体上扬弃了传统的媒介效果理论[xvii]。在他看来,仅仅用“传者-受众”模式来描述传播是不确切的,也不应当把传播描述成两个同样活跃的双向间的一种关系,双方是由社会环境所联结的,也是由他们个人的知识和价值观的共识部分所联系的,也只有在这种关系中,双方才能分享信号。在这一分析框架下,他开始把目光投向媒介的长期效果,指出潜在的长期效果是大众媒介对于人类社会的主要作用,它表现在知识、新闻的获取及其社会化的过程中,存在于我们生命的所有时日之中[xviii]。施拉姆的研究显示,媒介效果研究把触角伸向了社会变革的深处——人与人的互动,同时也呈现了传播的互动本质。其实,这一互动本质不是一种虚构,而是基于资本生产与总体运行的实践结构——即“主体-客体”与“主体-主体”双重关系的统一[xix]。传统的“传者-受众”模式忽略了主体间的交往活动、交往关系和运行机制,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单一主体性、单一传播关系(只见“主体-客体”关系,没有“主体-主体”关系)以及偏狭的传播机制和片面的传播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施拉姆无意中贴近了资本生产与总体运行的实践结构,实现了传统媒介研究模式的超越。然而,施拉姆过分注重由个人的知识和价值观的共识部分所建立的互动关系,缺少对个人化、小众化的媒介文化背景下多极主体互动关系的分析,不能对个人的知识和价值观的共识部分进行反思,也不能对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媒介效果以及传播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进行反思。因此,他的理论虽然触及到了“人”,却不能反思“人”,虽然关注了社会变革,却不能干预社会变革。媒介化社会远不像他所描述的那样清晰透明、富于社会责任,而是复杂的、混沌的、松散的。因为不再有大写的历史、大写的现实和大写的真理[xx]。

但是,西方社会传播活动的专业化、职业化为施拉姆的媒介研究模式提供了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是作为社会管理的操作手段或技术机制中的核心内容而存在的。施拉姆所提出的“分享”信息的观念、潜在的长期效果以及后来所探讨的大众传播责任理论、大众媒介与国家发展理论等,又都体现了合法性的重要内涵。在他之后,西方主流传播学理论又不断地给合法性注入更为精致的内容,如麦孔(Mawell MeCombs)和肖(Donald L. Shaw)率先提出的“议题设定”(aggenda-setting)研究,建构了“新闻所设定的优先次序会成为受众的优先次序”的理论假说,为加强媒介效果提供了新思路;蒂可纳(J.P.Tichenor)等人提出的“知识沟”(Knowledge Gap)研究扩大了对媒介信息功能的认识,认为“假如输入社会体系的大众媒介讯息增加,该社会中较该社会经济地位者可能得到讯息的速率比较低者要快,因此,这两个不同地位间的团体的差距也可能越来越大,而非缩小”[xxi];格本纳(G. Gerbner)等人通过对电视涵化效果的研究,展现了这样一个理论命题:看电视越多者,其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也越与电视所呈现的世界相符合,因此,暴力节目看得越多的受众通常也认为现实生活中暴力越多,也越关切暴力犯罪问题。另外还有探讨舆论形成问题的“沉默的螺旋理论”、建构传播与发展模式的“创新扩散理论”、研究受众如何使用媒介以满足自我需要的“使用与满足理论”等。这些理论表述都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即把媒介看成现代民主的新工具和社会调整的决定性机制,从而追求对西方社会制度价值(特别是信息自由和经济自由的价值)和现存事物状态的再生产。它们都对特定社会情境和技术条件下的媒介管理问题有很强的解释力,但一旦脱离特定社会情境和技术条件,就削弱甚至丧失解释力。

自五十年代电视进入家庭以来,大众媒介已成长为文化工业巨人,民众对媒体的依赖感加强,政治机构对媒体的运用也越来越频繁,同时,六十年代欧美各国普遍发生的社会抗争、种族冲突、劳资纠纷、学生运动、反战示威和政治丑闻,使得媒体在政治动乱年代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引起许多争议。如政治传播学者布鲁勒(Jay Blumler)所指出的,当时的社会危机也引发了媒介危机,许多社会群体认为媒体扭曲了他们的本质[xxii]。另一些人则为媒介的霸权和专制而深感忧虑,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话语代表了这种深深的忧虑,在他们那里,文化工业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操作大众意识形态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是服从于资本主义商品交换逻辑的,总而言之,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他们在媒介体制外的哲学思辩在某种意义上呈现了媒介危机的实质。

于是,新闻与大众传播的理论表述再也难以囿于单一的实证主义、专业化思维,再也不能过分地集中于传播媒介的“效果”,过分偏向于探讨受众个人对传播媒介信息的反应,而轻视对效果和反应的反思,再也无法有意无意地回避大众传播媒介的所有权和控制问题,忽略对大众媒介与整个社会历史变革之间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宏观的研究。在美国,最具典型意义的是,1969年的“议题设定”研究使理论表述不再受限于社会学或心理学的范畴,开始以媒介及其与受众的关系为研究重点,隐含着以此出发解释社会运作的尝试;1970年的“知识沟”研究已触及到信息传播的社会性负面功能,即由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而带来信息接受的差异,从而加深内在的社会冲突,其理论意趣已转移到探讨社会结构中的传媒角色。曾与拉查斯斐尔德一起建构大众传播和个人影响两级传播模式的卡茨随即转移视野,从1959年就开始搭建大众传播研究和大众文化研究的桥梁,从多元视角探讨个人对媒介事件的影响力(influence)问题,从介入媒介影响力中的主要社团和人际网络的角色,到舆论形成的机制,再到影响媒介反应的文化和亚文化因素,通过并不单一的路径,他从“使用和满足”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转到在复杂的文化和技术环境下媒介传播过程的个性化研究。正如英国传播学者索尼亚•利文斯所评价的,卡茨的媒介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整合了把媒介置于政治怀疑与批判框架中的批判研究(critical research)与在既定政策参量内评估媒介系统功能的行政研究(administrative research),他对证据的重视、对单一或封闭的媒介效果定义的排拒以及对传播的社会和心理过程的通观,成就了他对媒介研究的贡献[xxiii]。但是,实证主义和媒介自由市场观念的深刻影响,使北美传播学者难以消解实证式的媒介效果研究的“情结”,常常是用文化批判作手段,去达到加强媒介效果的目的。

六十年代,欧美传播学分别出现了戏剧性的学术景观:麦克卢汉(M. McLuhan)以“媒介的功能在于延伸人体的感应能力”、“媒介即信息”等新奇的观点震动学界,与此同时,英国伯明翰大学现代文化研究中心的S•霍尔(S. Hall)等学者则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辨证关系出发,考察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与大众传播之间的关系,吸收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开创了文化研究的新领域。

更具戏剧性的是,尽管麦克卢汉和文化研究学者都注意“媒介的权力”,但描述的方法和心态并不相同。麦克卢汉认为,拥有绝对力量的是媒介本身而不是媒介的内容,“一切传播媒介都在彻底地改造我们,它们在私人生活、政治、经济、美学、心理、道德、伦理和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是如此普遍深入,以致于我们的一切都与之接触,受其影响,为其改变”[xxiv]。显然,他试图形式化地揭示当今时代愈演愈烈的媒介技术统治现象,形式化地呈现媒介如何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理解方法,但并不对此进行反思,而是顺着技术决定论的思路,呈现出现代人置身于新交流方式中的舒适感,以媒介对人的支配的合法性给消费时代下定义。相反,文化研究学者对媒介支配人的现象是警觉的、反思的,他们从语言和内容层面描述着传播媒介巨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力,认为这种影响力主要通过传播媒介所特有的“议题设定功能”得以发挥出来,而大众传播媒介所设定的“议题”是一种高度人工合成物,它经过传播者的新闻价值标准的过滤筛选,因此,媒介所报道的事件已非事件本身,而是媒介将一些语言符号连结在一起,以传递某种意义,从而使媒介担负意识形态的构连角色。更为可悲的是,传播媒介的“议题设定功能”依存于其“非党派性”和“中立”的招牌,这些招牌给人一种可信赖感,从而传播媒介所设定和提示的“议题”能对受众产生巨大的影响。

应该说,他们所面对的历史情境是相似的,即二战后,大众文化(尤其是美国模式的流行文化),包括电影、电视、流行音乐、杂志等,在传播科技的力量、商业化包装的魅力及超级强国的威力下,大举渗透各国,社会生态文化产生巨大的变化,大众文化构成民众生活中极重要的空间。但他们对历史情境作了不同层面的观察。一方看到了传播科技对人的巨大统治力量,并由此看到了支配受众、拓展媒介市场的巨大潜力;一方则察觉出包括大众传播在内的大众文化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权力体系中,所谓文化的高雅与低俗、传播媒介的议题设定、文本的意义、传播的效果等,都是社会权力以各种面目渗透的结果。前一种观察是符合美国的市场研究模式的,其眼中的受众只是一个媒介或信息所指向的带有已知“社会-经济”特征的、潜在消费者的聚合体;后一种观察则与法兰克福批判学派相呼应,把限于哲学思辩和推论的文化工业批判发展成媒介体制内的文化研究,如霍尔所揭示的,在迎合读者口味报道新闻、遵守客观性原则等一些既有的认知框架里,可能早已隐含了有利于现有权力架构的意识形态,因为当媒介“客观”地引用某一新闻来源的时候,早已客观采访的结构关系中嵌进了一个已经设定的议题,虽然媒介并非被动地复制消息,而是有一个主动创造过程,但这种采访结构已被媒介视为当然的逻辑,这样一来,媒介的“自主”能力也就只是相对而非绝对的了[xxv]。

在一般意义上,我们很可能说,从那时起,欧美传播学研究形成了鲜明对照:北美传播学以行为主义的科学方法见长,而欧洲传播学开始流行批判方法和诠释学方法。但我们还应该看到,首先,这些方法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互补的,它们共同融入了西方传播学方法论体系;其次,任何方法都不能独立于研究者的基本观念架构之外,而自成一个客观的运作体系,因为任何人在运用方法研究问题之时,心中早已有一套自觉不自觉的关于人类社会及知识的基本观念,这些基本观念导引着他看问题的方法。因此,要明白欧美传播学研究方法分歧的实质,还得去追问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观念导引着他们研究传播现象的方法?

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社会进步的信念使行为主义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表述者着迷于媒介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潜力,认为媒介影响社会变迁的过程是可以预测和控制的。同时,按照霍尔的说法,他们以一套多元论(Pluralism)的社会假设,视权力的运作是某一个人直接影响于另一个人的行为,个人的决策过程也是可以预测和控制的[xxvi]。因此,确定选择行为或市场行为是主要内容,并由此确立研究问题的目标是预测和控制,思考问题的方法是:在这个主题(如人物、事件、现象等)中,有没有可测量的趋势?如果有,是什么?[xxvii]进一步看,其思考逻辑是市场逻辑或经济逻辑,其动力是追求媒介运作的最大利润,因此,如何争取消费者就成为最重要的问题,而任何干扰自由市场竞争的要求(如规范节目内容、保持节目的平衡、禁止跨地域媒体经营等)均被视为违反自然,同时还强调媒介产品的同质性以减少生产成本。

相反,从事文化批判研究的学者认为,社会权力的发挥,并不在于某人影响某人的单一层面,意识形态所造成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才是更深层次的因素。另一方面,文化工业批判者构筑了当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概念——“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即针对公共事物,在法律制度保护下,公民得以自主而理性地互动及辩论,而大众传播的商业化和舆论技术的出现,限制甚至从根本上改变了公共领域的性质和特征,使其从理性-批判论争的场所逐渐蜕变为一个文化消费领域,公共性原则也被转化为管理化的统一原则。结果是公众变成一种被管理的资源,他们被从公共讨论和决策过程中排除出去了,而一些利益集团的政治主张则被合法化了[xxviii]。在这种观念的引领下,他们很自然地把社会文化研究转向意义的理解和诠释,对社会冲突予以高度关注,尤其关心社会冲突中体现出来的支配-被支配的关系。由此,他们的思考方法是:一方面,媒介内容是多义的,要以动态的方式去发现外部世界、事件对人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知识是通过批判而产生的,要从价值分析和判断中去寻求人类社会的解放和变革。其问题集中于:是什么造成了研究主题中的“霸权”(Hegemony)?那种霸权的价值观应不应该改变?应如何改变?[xxix]其思考逻辑是文化教育的逻辑,讲求言论自由、美的品质、公共利益的考虑、观念整合、保护少数族群和青少年,重视文化认同与区域自主的保护,认为媒介在文化层面上应是多元而富有地方特色的,在告知和教育民众成为民主政治的一员方面,又极具文化上的重要意义。

上述思考方法的差异的形成显然有着欧美新闻传播制度的背景,即欧洲长期推行的公共广播制度而美国长期奉行媒介商业制度。后者顺应着商业主义原则,视受众为被动的新闻消费聚集体,立足于这种背景的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表述就很自然地遵从着经济逻辑;而前者重视受众主动接收、诠释的能力,希望藉此传播价值、理念等信息给他们,从一开始就抗拒商业主义的哲学,由此便偏向于从文化教育的逻辑来展开新闻与大众传播的理论表述。更进一步地看,文化研究学者和批判学者较多地承续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传统——把自发性和没有强制性看作是自由的精髓,强调公共权力(诸如司法体制和暴力手段使用的合法化等)不能超越一定的界限,即个人享有某些权利,这些权利不受国家的干涉。他们对社会权力渗透的结构性考察,对媒介由公共领域蜕变为文化消费领域的批判,对媒介运作过程中所内含的反民主、拒绝自由交流的“符号暴力”[xxx]的揭露,都是对自由主义思想传统所作出的新注解,它突出了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对民主的反思,即在民主制下,个人自由的保障并不是完全可靠的,如果把多数人的决定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如果所有问题都依照多数人的意志来解决,那么,自由就会被断送。由此出发,它把新闻自由思想的建构导向媒介权力的反思。相反,行为主义实证论者的媒介研究主要由西方传统的民主思想支撑——强调公共权力要由民众来行使,主张多数人的统治。同时,它又给这种民主思想以新的注释:公众是个人间通过对公共问题和解决方法的共识而形成的作为社会单位的政治集合,这样的集合需要多种传播工具来发展和延续。换言之,现代传媒担负着一个健全的民主社会不可缺少的功能:提供自由的意见交流市场和充分的信息,监督政府。由此出发,它把新闻自由思想导向制度性、工具性权利的建构。

应该说,这是两种相得益彰的理论体系,因为它们所根源的新闻传播制度背景和思想方法是互补的。这构成了两种理论体系多向发展与整合的客观基础。所以,纵观西方新闻传播理论表述的历史,一方面,美国是历史意义上媒介研究最初的焦点,并且在媒介环境的重构方面也走在前列,由此而来的影响波及美洲各国以及更远的地域。另一方面,在欧盟及其成员国中,就媒介问题和文化政策而言,美国已成为时而被仿效又时而被抛弃的对象。当研究者面对全球媒介市场或着力于为东欧国家的媒介转型而提供现代化、多元化、市场化的媒介模型时,美国就成为被模仿的对象,而当研究者潜心于文化层面的批判研究时,则往往关注欧洲文化认同,强调媒介的地区特色。

世纪末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的新动向

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商业与技术浪潮的冲击,欧洲人引以为豪的公共广播电视系统逐渐被瓦解,1980年,西欧17个国家共有41个电视频道和61个广播,绝大部分都是“公共”性质,而到1990年,一下子冒出36个商业频道,与40个公共频道及其它有线电视频道相抗衡。变化了的媒介环境对欧洲媒介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按麦奎尔(Danis McQuail)等欧洲学者的说法,欧洲媒介研究开始进入由“旧秩序”向“新秩序”转变的过程,即以公共服务和政府控制为重要特点的“旧秩序”,受到新科技的冲击以及跨国商业势力与欧体情势变化的影响,进入抗拒、冲突及调适阶段,逐渐由新的媒介运作法规孕育出新的新秩序,同时新秩序的基本规约再经过受众、市场的考验,导引出欧洲新的媒介模式——私人和不同的市场机会构成的私人媒介与公共媒介的双元系统[xxxi]。如此一来,一些欧洲传播学者便开始整合市场研究模式和文化批判研究模式,在麦奎尔切割出媒介-文化论、媒介-唯物论、社会-文化论和社会唯物论四个不同面向的同时,法国传播学者米涅把传播研究的内容和范围界定为五个方面:其一,研究传播技术装置和信息的产生及意义的产生的关系;其二,研究社会对技术的干预,特别是使用者-消费者的活动如何使技术装置在社会层面上普及应用;其三,研究显现信息的文字形式(形象、声音、图式)和支配它们的概念以及它们实现的条件;其四,研究信息传播活动的社会维度、政治维度和经济维度以及这些维度和新信息传播载体的发明和试验的关系;其五,研究传播交换中调解过程的变化[xxxii]。在这种整合的趋向中,文化批判研究常常转化为“文化效果”研究。以“媒介帝国主义”(亦称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为例,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方文化进行全面批判的思想结晶,它包括“媒介表述论”和“媒介传送论”两个基本要素,在“媒介表述论”方面,认为意识形态、文化背景以及传播内容产地的文化和社会形态等决定了传播媒介的表现形式;在“媒介传送论”方面,指出在大众传媒中大量传播的西方文化形成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巨大影响,具有消解民族认同、扼杀第三世界人民的创造性与参与精神等作用。这后一方面的表述就常常吸引研究者去关注大众传播所达到的资本主义文化效果,从而借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精细地描述多种媒介工业在全球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力。于是,在后来的媒介批评研究中,出现了广泛描写媒介帝国主义具体实例的现象,而拙于发展批判精神和传播批判理论了。

在美国,媒介效果理论向长期效果研究的发展早已为这种整合开辟了一条道路。当时,研究者重要涉及这样一些问题:对社会角色或规范的非正式学习(社会化),基本社会价值观念的传送与强化,媒介传达不明确的意识形态的趋势,意见气候的形成,社会中知识分布的差异,文化、机构甚至社会结构的长期变化[xxxiii]。这样一种视野已隐含了接受文化研究和批判研究影响的内在因素。以传播学者乔治•格本纳(J. Gerbner)1969年提出的“文化指数”(Culture Indicators)理论为例,它认为传播媒介尤其是电视媒介已成为一个社会的符号环境的主导媒介,因此,观察并研究传播媒介,尤其是电视的形象和语言及其所表达的观念、思想和意识形态是文化研究的重要任务。虽然它强调应当建立系统的、持续的、公正的和准确的文化指数来表述文化的现状和变化,带有实证主义味道,但它把分析的基础建立在这样一个观点上:媒介内容的整体所表现的是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白种中产阶层所享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是维护现有的权力和权力结构[xxxiv]——这又有明显的文化批判意味。于是,我们看到,在以后的研究中,格本纳和他的同事能不断地“发现”美国电视内容相当系统的“歪曲”社会现实的“事实”,如男权统治、个人主义和种族主义等。

随着媒介长期效果研究不断向社会文化、心理、观念层面展开,也由于媒介效果研究者越来越体会到展现在大众传播领域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美国在八十年代后文化开始大量引入文化研究和批判研究。据美国学者所作的统计,整个八十年代,尽管实证式的科学研究任占主导地位,但运用批判学方法和诠释学方法撰写的论文已稳定在40%左右[xxxv]。主要由欧洲学者创造的媒介帝国主义话语、文化研究话语等也在美国扩散开来,并有了新的发挥。如费杰士(Fred Fejes)企图研究媒介帝国主义与媒介效果的关系,解决媒介帝国主义话语没能正视的问题:第三世界国家中究竟有哪些环节特别地受到了跨国媒介的文化冲击?到底人们如何体验资本主义文化?其种种效果又如何在不同的人身上产生了互异的体验?在市场已为特定力量支配之下,对于接收这些文化产品的人们又产生了“哪些意义”呢?[xxxvi]这样一来,他把媒介帝国主义理论导向追踪媒介产品以及受众接收这些产品后的反应,从而“客观地”展现资本主义的文化效果,同时又视媒介为“中性”,淡化媒介产品的操纵性效果。在这里,他一方面扬弃了媒介帝国主义话语的主观性色彩,另一方面又抛弃了蕴涵其中的批判精神。

另一位传播学家詹姆斯•凯利(J. M. Carey)是文化研究话语在美国的重要“代言人”。他完全打破了沿习已久的拉斯韦尔研究模式,宣称传播的最高表现并不在于信息在自然空间内的传送,而是通过符号的处理和创造,参与传播的人们构筑和维持的、有意义的、成为人的活动的制约和空间的文化世界。在他看来,传播活动是人们交往的一种仪式,其作用在于通过符号的处理和创作,定义一个人们活动的空间和人们在这一空间扮演的角色,使得人们参与这一符号的活动,并在此活动中确认社会的关系和秩序,确认与他人共享的观念和信念。因此,对于他来说,研究人的传播活动的原因并不在于它有巨大的影响或潜在的影响,而在于人们的符号表述活动本身就是文化,研究人的传播活动就是研究文化[xxxvii]。在这里,凯利既融进了施拉姆的“传播即分享信息”的观念,又深入到对文化、意义和权力的诠释,把文化研究导向传播媒介容纳文化及其变迁的过程,呈现出人仰仗媒介的影像建构其实体生活的过程。尽管这其中有着挥之不去的“媒介中心论”的情结,但它本身无疑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的现代性的真实表述:在社会生活和文化图景被片断化了的时代,人们唯有依赖媒介去保持“整体”感觉,去构筑和维持的、有意义的、成为人的活动的制约和空间的文化世界。更为可叹的是,实际上人们并不能通过媒介达到此目的,因为媒介所呈现的“媒介事件”,只不过是根据媒介的信息传播特征和媒介市场而预先策化并“彩排”的“中心化”片断或“片断化”中心。这是现代人通过媒介演绎出的现代文化的困境,要走出这一困境,还得去除“媒介中心论”的情结,站在人的全面发展与整体体验的角度,批判性地考察媒介对人的经验与文化创造的“统治”,而这对美国传播学界来说,是一个相当艰难的转变。

从上述回顾与反思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表述在总体上是顺着新闻自由的逻辑而发展的。这种逻辑又进一步分为政治的逻辑、市场的逻辑或经济的逻辑、文化教育的逻辑。所谓政治的逻辑,是指围绕媒介、政府和受众三者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展开新闻传播的理论表述,思维目标指向新闻自由及其法律保护、国家文化认同、媒介体制与媒介政策等问题。所谓市场的逻辑或经济的逻辑,就是围绕如何争取消费者、建立自由的媒介市场展开新闻传播的理论表述,追求在绝对的自由市场中进行新闻传播,实现其最大媒介效果。所谓文化教育的逻辑,就是着重于文化、意义和社会权力的批判性考察,如前所述,它讲求言论自由、美的品质、公共利益的考虑、观念整合、保护少数族群和青少年,重视文化认同与区域自主的保护,认为媒介在文化层面上应是多元而富有地方特色的,在告知和教育民众成为民主政治的一员方面,又极具文化上的重要意义。这些逻辑相互对立又相互激荡,在不断拓展学术空间的同时又指向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的终极性问题:传播何以不自由?传播如何自由?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种理论表述活动是与人类传播的发展相联系的。一般来说,人类传播史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从洞穴文明的产生,到语言的运用、文字的产生、印刷媒体的面世,再到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涵盖人的生活领域,乃至网络传播使“地球村”变为现实,人类一步步实现着精神交往的自由,同时也一次次面临着精神交往的困境。于是,追寻自由及新闻自由的价值及其实现途径,就成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交往话语,它在各个不同的面向上展开,构成了一个多样化的、处于多学科以及多种思想方法相交叉的“十字路口”式的公共论域。

由于网络时代出现了传播主体的多极化、媒介角色的多元化[xxxviii]以及强大的媒介统治力量,使得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的终极性问题亦即新闻自由问题变得更为复杂起来,因此,可以预见的是,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表述还将顺着新闻自由的逻辑演绎下去,面对以新的形式出现的旧问题,如媒介影响力问题、所有权和控制权问题、公民权问题、媒体使用的社会心理问题等[xxxix]。所不同的是,理论家们还将面对在复杂的信息环境中出现的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文化冲击与文化多样性的新矛盾,而这一新矛盾很可能成为西方新闻传播理论的生长点之一。

与此同时,互动的、灵活多样的新传播形式,文化与政治、市场与意识形态、传送者与接收者的多样化关系,各种信息传播形式的交叉,都给传统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战,将进一步加速方法论的整合与创新。

二十世纪末普遍存在的对媒介统治力量的焦虑或兴奋将延续下去,发展出两条重要的研究路径:一是在人文主义视野中审视媒介统治力量,一是在科学主义视野内继续发展信息传播技术理论和媒介社会学、媒介经济学、媒介管理学理论,为不断加强媒介统治力量构筑更精细的技术理论,使人们陷入对媒介统治力量更深的认同。

在传播技术、共同市场理念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推行下的跨文化传播及跨国传播将是未来的核心议题之一。当然,研究者们也会思考另一个核心议题:支撑本土媒介发展和国家意识的公共媒介政策是什么?[xl]但思考这个问题时还是不得不面对跨文化传播及跨国传播问题:怎样保护本国文化又促进跨文化传播?如何化解市场逻辑和国家利益的矛盾?与此相伴随的是,国际媒介比较研究将会成为理论表述的一个重心,集中于媒介政策与法规、媒介文化、媒介内容、媒介管理、新闻道德等层面的比较研究,为跨文化传播及跨国传播建立各种各样的理论模型。

然而,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表述依然摆脱不了“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并由此从理论上制造媒介文化全球化的神话,依然受制于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统治,去为消费主义时代的媒介推行商业化的逻辑。显然,这是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表述很难超越的事情。


引文注释:

[i] 参见R.T.Craig: Communication as a Practical Discopline. In Dervin, B.,Grossberg, L., O’Keefe, B. & Wartella, E. (ed.) Paradigm Dialogues in Communication: Vol.1: Issues,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89, p97-122.

[ii] 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武伟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4页。

[iii] 同上,第13页。

[iv] 郑莱:《再谈学科的迷思》,载《读书》1998年第3期。

[v] 参见单波:《反思新闻教育》,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第4期。

[vi] 埃弗里特•M•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传播科技学理》,庄克仁译,台湾正中书局1988年,第93-96页。

[vii] 同上,第97页。

[viii] 参见埃弗里特•M•罗杰斯:《传播科技学理》,第99页。

[ix] 参见埃弗里特•M•罗杰斯:《传播科技学理》,第105页。

[x] 参见埃弗里特•M•罗杰斯:《传播科技学理》,第103页。

[xi] 参见林珊:《李普曼》,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

[xii] 参见Carl Bybee: Can Democracy Survive in the Post-Factual Age? A Return to the Lippmann-Dewey Debate About the Politics of New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Monograph, Vol.1, No,1,Spring 1999.

[xiii] 此观点摘要自Tony Bennett: “Theories of the Media, Theories of Society” , In Michael Woollacott(eds.)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London: Methuen, 1982, p32-47.

[xiv] Parl F. Lazarsfeld,and Elihu Katz: Personal Influence: The Part Played by People in the Flow of Mass Communications. Glencoe, Illinois: The Free Press, 1955,p32.

[xv] 爱维莱特•M•罗吉斯:《传播科技学理》,庄克仁 译,台湾正中书局1988年,第140页。

[xvi] 爱维莱特•M•罗吉斯:《传播科技学理》,庄克仁 译,台湾正中书局1988年,第146页。

[xvii] 何庆良:《施拉姆的传播理论》,载《新闻研究资料》第5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

[xviii] 同上。

[xix] 参见任平:《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xx] 此为意大利哲学家G•维特莫在《透明社会》一书中表述的观点,转引自陈卫星:《西方当代传播学学术思想的回顾与展望(下)》,载《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xxi] J. P. Tichenor, G. A. Donohue and C. N. Olien: Mass Media Flow and Differential Growth in Knowledg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4,1970.

[xxii] 参见张锦华:《传播批判理论》,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4年,第2页。

[xxiii] Sonia Livingstone, “The Work of Elihu Katz: Conceptualizing Media Effects in Context” in John Coener, Philip Schlesinger and Roger Silverstone (eds.) International Media Research: A Critical Survey, 1997, p18-36.

[xxiv] 转引自徐耀魁主编:《西方新闻理论评析》,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95页。

[xxv] 转引自张锦华:《传播批判理论》,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4年,第147页。

[xxvi] 转引自张锦华:《传播批判理论》,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4年,第137页。

[xxvii] Edward J. Fink & Walter Gantz: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ree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raditions: Social Science, Interpretive Studies, and Critical Analysi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Vol.73, No.1, Spring 1996.

[xxviii] 讨论“公共领域”概念的学者主要有阿伦特(Hannah Arendt)、鲁曼(N. Luhmann)、密尔斯(C. Wright Mills)、杜兰(A. Touraine)及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等,其中以哈贝马斯的讨论最为系统。此处所引即为哈贝马斯的观点。参见张锦华所著《传播批判理论》(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4年,第197页)以及周宪的文章《文化工业——公共领域——收视率》(载《国外社会科学》1999年第期)。

[xxix] Edward J. Fink & Walter Gantz: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ree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raditions: Social Science, Interpretive Studies, and Critical Analysi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Vol.73, No.1, Spring 1996.

[xxx] 法国思想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 Bourdieu)在《关于电视》一书中揭露了电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两个基本功能:反民主的符号暴力和受商业逻辑制约的他律性。参见周宪的文章《文化工业——公共领域——收视率》(载《国外社会科学》1999年第期)。

[xxxi] 参见Danis McQuail, Rosario de Mateo and Helena Tapper,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of Media Change in Europe in the 1990’s” in Karen Siune and Wolfgang Trvetzschler’s (eds.) Dynamics of Media Politics, 1992, p.16.

[xxxii] 转引自陈卫星:《西方当代传播学学术思想的回顾与展望(下)》,载《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xxxiii] 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武伟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83页。

[xxxiv] 参见潘忠党:《传播媒介与文化: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研究的三个模式(上)》,载《现代传播》1996年第4期。

[xxxv] 参见W. J. Potter, R. Cooper & M. Dupagne: The Three Paradigms of Mass Media Research in Mainstream Communication Journals, Communication Theory. Vol.3, 1993.

[xxxvi] 参见(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0-80页。

[xxxvii] 参见潘忠党:《传播媒介与文化: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研究的三个模式(下)》,载《现代传播》1996年第4期。

[xxxviii] 所谓媒介角色的多元化是指网络时代的媒介既是全球的又是地方的、既是公共的又是私人的。

[xxxix] 参见John Coener, Philip Schlesinger and Roger Silverstone (eds.): International Media Research: A Critical Survey, 1997, p10.

[xl]同上,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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