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亲密饥荒”：数字时代亲密关系的异化与突围
张雪霖
摘要：当人类文明迈入数字时代的深水区，一场静默而深刻的社会革命正在亲密关系领域悄然展开。亲密关系的本质内涵在数字技术的催化下，已从“具身性共在”的传统人际纽带，演变为技术中介的数字亲密系统，其核心特征发生了三重裂变和三大价值坐标位移，这源于技术可供性、个体化需求与资本逻辑的共谋。而制造“亲密饥荒”成为社交媒体时代的情感悖论，表现为关系过载与情感赤字、深度羁绊消解和存在性焦虑，形成原因包括算法中介的信任危机、液态现代性的关系结构，以及认知框架的虚实混淆，更为深层的逻辑恰是现代性困境的数字镜像。情感资本主义的全球席卷促使情感商品化和标准化，带来情感虚假满足、效率主义异化和隐性剥削等问题，造成情感异化、社会不平等和伦理秩序的消解。而中国的在地化经验演化出一种“新家庭主义”，这为对抗情感资本主义的殖民和理解转型期中国式亲密关系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数字时代；亲密关系；亲密饥荒；情感资本主义；新家庭主义
一、引言
当人类文明迈入数字时代的深水区，一场静默而深刻的社会革命正在亲密关系领域悄然展开。从各类婚恋交友平台的兴起带来的“缘分媒介化”和“中介化爱情”，到乙女游戏中带来的自我恋爱和新型爱情叙事；从“cos委托”模式下的亲密关系乌托邦追求，到虚拟偶像和AI伴侣构建的情系云端和人机依恋关系，都可见数字技术已突破工具属性，成为重构人类最私密情感联结的元代码。这场革命不仅改写着人际交往的表层规则，更触及文明存在的本质命题：当算法权力深度介入亲密关系的建构过程，传统伦理框架是否还能维系社会的基本秩序？在亲密关系的具身性与数字性交融的临界点上，人类如何守护情感的真实性？
学界关于亲密关系的定义主要有两种：一是从广义上讲，亲密关系一般包含亲情、爱情和友情等领域；二是从狭义上讲，亲密关系主要局限在恋人或夫妻之间。不同于西方的约会文化背景，中国在家文化传统的长期浸润下，理解中国式亲密关系除了关于情侣/夫妻代内关系的分析外，还离不开对家庭代际关系维度的分析。因此，本文讨论的亲密关系范围主要界定为恋爱、婚姻和家庭关系领域。
回望人类文明史，从未有任何技术革命如数字技术这般，以如此暴烈的姿态解构并重塑着社会关系的底层逻辑。从农业文明的血缘共同体到工业社会的核心家庭化，从现代性浪潮中的情感个人主义到后现代社会的液态之爱，亲密关系的形态变迁始终映射着技术文明与人类情感的深刻互动。如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浪潮，“浪漫之爱”在18世纪之后开始成形，安东尼·吉登斯用“纯粹关系”概括亲密关系的现代化重构，揭示了亲密关系的民主化和平等化趋势。而齐格蒙特·鲍曼进一步以“液态之爱”形容后工业社会脆弱人际关系上的流动爱情。不管是“浪漫之爱”还是“液态之爱”，身体上的共同在场仍然是情侣们获得情动深度的基础。而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为亲密关系的虚拟共同在场提供了可能。当前这场数字革命的特殊性在于，它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间的延伸或交往效率的提升，而是通过算法推荐、虚拟在场、数据画像等技术机制，直接介入人类的情感认知与关系建构过程。在此基础上，拜厄姆揭示了数字媒介技术塑造了新型人际关系，形成一种“新自我，新关系”。当《恋与深空》游戏玩家在“数字身体”的交互中获得超现实满足，当Replika用户日均投入两三个小时进行人机之恋，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个存在论层面的拷问：在虚实共生的数字文明中，“亲密”的本质内涵是否正在发生根本性变迁？缺乏“具身性共在”是否还是发展和维系亲密关系的重大阻碍？
回答上述追问，需要超越技术决定论的思维桎梏，在文明演进的长镜头中审视亲密关系的重构逻辑。当人类站在具身性与虚拟性的分水岭，亲密关系领域的文明抉择将决定我们能否在虚实交织的迷宫中找到安身立命的新支点。本文试图通过四个维度的解剖，揭示这场世纪重构的内在逻辑：首先，在技术演进的阶段性分析中，追踪数字文明对亲密关系内涵的解构与重塑轨迹；其次，在“亲密饥荒”的现象学考察中，剖析情感资本主义的运作机制与社会后果；再次，通过中国经验的在地化研究，探寻“新家庭主义”能否对抗全球情感资本主义的殖民；最后，在文明哲学的层面，反思数字时代人类主体性的存续危机与突围方向。本文不仅是应对个体孤独和代际冲突等现实问题的学术努力，更是为回答海德格尔式的存在之问提供当代注脚——在技术座架日益收紧的当下，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思考：如何让数字文明闪耀出人文精神的光芒？
二、数字亲密：亲密关系的内涵变迁
数字技术的深度渗透正在重塑人类最核心的社会联结方式，而亲密关系作为社会结构的微观基础，其变革折射着技术文明与人类本质的深刻互动。当下，数字技术已突破工具属性，成为亲密关系的组织原则。技术对人的情感驯化已达到临界状态，亟须重新审视“亲密”的本质内涵与伦理边界。与此同时，亲密关系的异化正在制造系统性风险，亲密关系领域的各种矛盾若持续发酵，就可能引发代际断裂等深层危机。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亲密关系领域仍是技术霸权的“薄弱环节”。人类能否在数字亲密中保持情感自主，直接关乎文明主体的存续。
通常而言，亲密关系是一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其核心要素包括情感、自我暴露、信任、情感依存性、激情、责任和承诺等。这些要素的共同作用，影响着个体在亲密关系中的行为和情感体验。其中，情感和爱是构成亲密关系的基础，它能够促进个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支持。自我暴露是建立亲密关系的关键，通过分享个人的想法、感受和经历，增强彼此的信任和理解。信任是亲密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个体感到安全并愿意开放自己。情感依存性强调个体在关系中的相互依赖，这种依赖不仅限于具体的身份，而且是更广泛的情感联系。激情是亲密关系中的重要驱动力，能够为关系注入活力和吸引力。责任和承诺是维持亲密关系的重要因素，表示双方愿意为关系投入时间和精力。
然而，亲密关系的本质内涵在数字技术的催化下，已从“具身性共在”的传统人际纽带演变为技术中介的数字亲密系统。综合学界关于数字时代亲密关系的研究，笔者将数字亲密的核心特征概括为“三重裂变”：一是技术中介性重塑情感交互模式。如AI伴侣可以通过“人工移情”机制构建递归式反馈系统，使用户产生算法依赖。二是情感商品化催生市场理性计算。如虚拟偶像的“舰长”氪金体系，可以将情感价值量化为包月套餐的互动特权，形成数据资本主义的新型增值空间。三是平台算法化重构亲密选择机制。如在线相亲平台采用算法推荐机制，每天为用户匹配潜在的伴侣，以至于情感的选择与决策权从个体让渡至算法黑箱。
数字亲密关系核心特征的裂变，将进一步促发亲密关系本质内涵的变迁，具体表现为三大价值坐标的位移。其一，排他性让位于共享性。进入现代文明以来，爱情的核心特征之一便是具有排他性。然而，网络主播与粉丝用户之间的亲密制造、海量用户共同供养虚拟偶像、乙女游戏玩家共享算法生成“完美男友”等案例都表明，情感资源已然呈现出公共化的流通特征，数字亲密关系具有了共享性。其二，实体性蜕变为虚拟性。身体的共同在场一直是传统亲密关系获得情感深度的基石。然而，当恋爱养成类游戏玩家在“数字身体”的交互中获得超现实满足，Replika用户每天可以随时展开人机沟通随时生成可得的陪伴感，则创造出“无身体亲密”的新范式。因此，亲密关系身体在场的实体性向虚拟性位移。其三，稳定性解构为流动性。如微信相亲平台制造的“五分钟匹配机制”，形塑了流水线式的相亲和高速流动的社会交往方式。而相亲者在婚恋交友平台上的无限次滑动选择以及“灵巧地游牧”于不同数字空间中，呈现为“游牧式相亲”的形态。这折射出鲍曼所述的“液态之爱”困境。
驱动这场变迁的深层动力，可能来自技术可供性、个体化需求与资本逻辑的三重共谋。在技术可供性方面，动捕技术创造的“具身化在场”消解了物理距离，算法推荐的“过滤泡”效应制造了情感茧房，痕迹留存功能则催生了全天候的监视文化，而摄像头技术则制造了一种亲密的监视。在个体化需求方面，原子化个体在流动社会中需要寻求确定性补偿，如AI恋人的时刻在线和量身定制的理想伴侣补偿了个体的安全感需求，乙女恋爱游戏对玩家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现实生活中的情感需求。而在资本逻辑方面，平台型资本将亲密关系转化为数据商品和生产资料。如交友类App通过会员制将平台掌握的用户社交数据“可见性”商业化，实现了付费销售的市场盈利，带来了亲密关系的商品化。因此，可以认为亲密关系本质内涵的变迁，既是技术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现代性困境的情感投射。
三、“亲密饥荒”：社交媒体时代的情感悖论
当技术成为亲密关系的核心中介，传统基于具身互动的深度连接注定被算法机制解构。技术效率与情感质量之间往往呈现出反向关系。一旦情感互动被简化为数据流的交换，就极有可能导致人们现实情感能力的退化，最终形成“数字代偿—现实萎缩”的恶性循环。当情感成为可计算资源，关系的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必然导致深层连接的荒漠化。同时，虚实交融的混沌状态，也会消解情感的真实性基础，使个体陷入“超真实孤独”：看似亲密触手可及，实则深陷存在论意义的“亲密饥荒”。
（一）“亲密饥荒”的三重维度
在社交媒体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的数字时代，“亲密饥荒”特指技术中介化社交环境中，个体在持续获得虚拟连接的同时，却遭遇真实情感体验匮乏的悖论性困境。综合既有研究，“亲密饥荒”这种现象主要表现为三重维度：其一，是技术赋权下的关系过载与情感赤字并存。如在线相亲用户日均滑动匹配近乎有无限次选择，但转化为线下见面率却极低。其二，液态化社交模式导致深度羁绊消解。如Z世代年轻人中间兴起的以“找搭子”为代表的“轻社交”模式和浅缘社会的到来。其三，虚实交融易引发存在性焦虑。如人机亲密关系建构的初衷是为了满足人的情感归属需要。然而，人机之间所谓的“情投意合”实则只是一种虚假的“短暂欢愉”，会让我们忽视乃至荒废现实世界中持久深层的情感联系。
上述三重维度的划分并非经验现象的简单罗列，而是遵循技术中介理论（technological mediation theory）的认知框架。第一维度聚焦技术中介下的具身替代效应，揭示“关系过载与情感赤字”的辩证关系；第二维度指向液态现代性理论中的关系结构异化，展现鲍曼所说的“流动的恐惧”如何导致社交浅层化；第三维度则深入存在论层面，呼应鲍德里亚“超真实”理论，解剖虚实混淆引发的本体论危机。这三个维度构成由表及里、从现象到本质的认知阶梯，分别对应技术异化的表层症候、社会结构的深层转型、人类存在的终极困境。
因此，“亲密饥荒”现象便成为社交媒体时代的一种情感悖论。米歇尔·德鲁因将 “亲密饥荒”现象视为数字文明最刺眼的悖论性症候。这种“亲密饥荒”并非情感供给的绝对匮乏，而是技术中介导致的情感质量稀释与真实性危机。因此，“亲密饥荒”的本质是数字文明对传统关系模式的系统性解构。人们越来越依赖于通过科技来建立和维持社交关系，表面上人类正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连接自由，社交网络在不断扩大，社交资本在不断增长，但真实的爱与亲密感却在持续萎缩，群体性孤独感愈发强烈。因为我们对科技的期盼越来越多，却对彼此的期盼越来越少。网络性爱虽然创造了一种想象的身体亲密，但通常依照的还是传统的性别剧本，人们时常在其中体验到的是游戏和幻想，而不是真诚的个性和亲密的关联。
（二）“亲密饥荒”的形成原因
关于“亲密饥荒”现象形成的原因，研究主要基于技术、制度与文化三个层面展开剖析。首因是聚焦技术理性对情感领域的殖民，对应工具理性扩张导致的异化；次因是剖析液态现代性下的制度转型，揭示社会结构流变对关系模式的形塑；末因是考察认知框架的文化重构，解释主体如何在虚实混淆中完成自我合理化。
1.算法中介的信任危机与情感异化
数字平台通过算法理性重构亲密关系的建构逻辑，形成“麦当劳化”的情感消费模式。婚恋交友平台的“一键匹配”机制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匹配成功率，却也导致不少用户认为推荐对象与真实需求存在偏差。这种技术逻辑的深层次矛盾体现在：基于算法推荐的速配机制使关系建立的效率大幅提升，但维系周期却可能还不及传统模式，因此，用户在平台的使用过程中也会发展出“反算法”策略。如青藤之恋用户故意填写矛盾信息突破算法推荐限制，试图抵抗监视的用户则使用“小号”对抗数字追踪。这种算法信任危机，实质是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殖民，导致情感实践沦为数据操控的游戏。
2.液态现代性之下的关系结构流变
在数字时代的“液态之爱”中，社交关系呈现“高速流动—短暂停留—即时切换”的特征。比如，都市“空巢青年”通过“搭子社交”构建临时共同体，他们中的不少人拥有多个垂直领域的搭子，并已形成功能特定、边界清晰的弱关系网络。这种核心圈层极小的“花瓣式结构”社交，导致传统强关系向功能化的方向转型。许多受访者认为，“搭子”的优势就在于责任明确、互不干涉。再如，异地夫妻通过数字连接虽可提升互动频率，但数字化亲密难以解决异地“离散”家庭因物理割裂而产生的矛盾，夫妻之间的陪伴往往被简化为一种“亲密的姿态” 。
3.亲密关系认知框架的虚实混淆
人机交互的过程，容易催生“情感真实主义”的认知范式。用户明知AI的情感反馈是基于算法模拟，却仍将电子恋人的回应视为真实支持。这种认知扭曲可能源于双重机制：在技术层面，AI通过大量参数模型模拟共情，从而使得不少用户对此产生依赖；而在心理层面，匿名社交又创造了特殊的信任空间，其原理类似咨询者通过热线电话对陌生人倾诉隐私的意愿要高于面对面。当虚拟偶像粉丝为“完美情人”体验支付巨额价款时，情感消费事实上就已异化为“数字拜物教”，这在本质上折射出现实亲密关系的结构性匮乏。
（三）“亲密饥荒”的深层逻辑
从更深层次来看，“亲密饥荒”恰是现代性困境的数字镜像。其一，“亲密饥荒”投射的是个体化进程中的存在焦虑。青年使用“液态亲密”策略，是为了应对系统风险。相伴式同居者普遍会长期保持相互间的经济独立和情感抽离，他们将关系定义为“过渡状态”。这种“弱制度依附性”可能使他们之间关系的平均维系时长甚至还不及婚姻导向型同居。值得注意的是，社交媒体成为关键调节工具。情侣通过“朋友圈权限设置”进行关系调试，形成了“可见性政治”的新型权力博弈。当“数字自我”与“物理自我”产生认知裂隙时，个体就会陷入“超真实”困境。毕竟，视频通话的线索丰富性虽低于面对面交流，却可以通过文本的补足而形成独特的亲密体验。
其二，“亲密饥荒”投射的是代际关系的市场化转型。有调查发现，传统的孝道伦理在部分地区正在遭遇数字解构。在“闺女家”模式中，一些父母通过对子代的经济支持而换取子代的情感陪伴，形成了契约化的代际关系。这种转型在留守群体中尤为显著——务工父母与子女通过微信而维持“持续联结”，但不少留守儿童认为“电话妈妈”无法替代真实陪伴。当乡村婚恋异化为数字表演竞赛，男性要通过直播打赏等方式来展示经济实力之时，传统的求爱仪式就被技术逻辑所置换，由此可能导致离婚率激增。这种代际关系的功能化转型，折射出情感资本主义对伦理秩序的侵蚀。
其三，“亲密饥荒”投射的是社会联结的脆弱化趋向。基于LBS的陌生人社交而建立的“强势弱关系”，使原子化个体得以构建广泛网络，却导致深度信任的缺失。许多在线相亲用户都经历过社交倦怠，他们的日均在线时长与孤独感往往呈现正相关。当“亲密有间”的策略成为都市的生存法则，青年就会在保持物理独居的同时，通过兴趣社群维持弱连接。这种“独而不孤”的状态，实质是鲍曼所述“个体化社会”的中国化实践。社交媒体账户上的好友数量越来越多，各类社交“搭子”也在不断增加，却找不到几个可以随时吐露心声和提供稳定情感支持的知心朋友。
四、情感资本主义：媒介全球化传播的席卷
“亲密饥荒”现象的蔓延是情感资本主义运作逻辑和媒介全球化传播发展的必然产物。伊娃·易洛思（Eva Illouz）将情感资本主义定义为“情感成为可测量、可交易、可标准化的新型资本形式”， 认为情感资本主义是新自由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其核心是将人类情感全面纳入生产效率提升和资本增殖体系。平台经济通过将亲密关系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可标准化的数据商品，构建起“情感生产—流量变现—资本增值”的新型剥削链条。消费者只要支付预定的价格，就可以和虚拟恋人通过社交软件谈一场限时的虚拟恋爱，享受包括陪聊、哄睡、叫醒、陪玩等定制化情感陪伴服务。当婚恋交友平台上，以充值会员等级确定享受情感匹配的机会，爱情便成为平台出售的商品。因此，薇薇安娜·A.泽利泽将情感的商品化现象称为“亲密关系的购买”。当网络直播打赏机制将情感互动亲密值化约为刷礼物的金额时，人类最珍贵的情感体验便沦为数字资本主义的增殖燃料。
（一）情感资本主义的典型表征
情感资本主义的典型表征主要为：首先是量化自我与同质化陷阱。在线社交平台通过教育背景、资产状况和兴趣标签等标准化模板，将用户转化为一个个数据包，取消了个体的独特性。比如，相亲用户的自我描述大多会使用“阳光开朗”“经济适用”等雷同词汇，而算法则会选择推荐相似度高的候选人。其次是情感市场的金融化运作。PUA培训产业已经形成完整产业链，深圳某公司提供的情感速成课程甚至每周收费300多元/人。虚拟偶像行业则通过“人设运营—流量变现—IP衍生”的模式，使单个虚拟偶像成为巨额商业价值的制造者，情感依恋因此被转化为品牌溢价。再次是代际关系的契约化重构。如将传统孝道转化为市场化协商，以至于不少家庭存在“经济支持—情感陪伴”的交换关系。如此一来，代际情感就异化为对亲情时薪的计算。最后是虚拟亲密关系的工业化生产。虚拟主播通过亲密度系统将情感互动量化为可交易指标，将观众消费的礼物与专属互动的时长建立关系。这种情感流水线制造出标准化的亲密体验，但也可能造成用户对现实关系的疏离。
（二）情感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
在媒介全球化传播和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情感关系的商品化与理性化进程制造了双重悖论：一方面，社交平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连接可能；另一方面，深度亲密关系却呈现萎缩态势。这种悖论源于情感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一是情感需求的虚假满足机制。虚拟恋人服务通过“制造幻想—引导打赏—因财而异”的三段式策略，将情感慰藉转化为标准化商品。用户支付费用即可获得定制化情感服务，但这种“拟真亲密关系”却具有交易性、虚拟性和不稳定性特征。因此，不少用户在服务终止后往往会产生更强烈的孤独感，形成“情感消费—短暂满足—更大空虚”的恶性循环。
二是现实关系的效率主义异化。在线相亲平台的“自我量化”机制将个体分解为多项可量化指标，用户平均在几秒内完成潜在伴侣评估。这种“情感麦当劳化”导致关系建立周期缩短，但关系破裂率上升。平台算法制造的候选对象可互换性认知使大量用户陷入选择过载的困境，它实质性地消解了深度亲密关系的建构可能。
三是情感劳动的隐性剥削体系。在直播行业，主播往往需要进行情感表演。他们通过“微笑劳动”创造大量收益，但却要面临较高的平台抽成比例。这种对情感剩余价值的榨取机制，使主播群体的情感耗竭发生率大大高于普通人群。资本将情感互动转化为数据资产，形成“用户生产情感数据—平台占有数据价值—资本实现增值”的剥削闭环。
（三）情感资本主义的运行后果
在情感的资本主义化过程中，亲密情感发生了三重转化：一是情感资料化，即通过心理测评、社交数据抓取等技术，将情感体验转化为可量化的数字指标。婚恋平台的亲密值评分系统通常包含多个维度和多项参数，算法匹配成功率固然因此而得到提升，但也人为制造了一套情感信用评级体系，不少用户就可能因为评分过低而丧失匹配资格。二是情感商品化，虚拟礼物经济凭借“亲密关系购买”的支撑，可以创造庞大的市场规模。QQ火花等级制度将情感维系量化为“续火天数”“聊得燚燚”，用户投入大量时间进行关系维护，于是情感互动异化为数字劳动。三是情感资本化，职场的情商管理使情感能力成为绩效评估的核心指标，一些企业用于情绪管理培训的支出逐年增长。这种对于情感人力资本的投资表面上带来了显著回报，特别是提升了高情商员工的晋升速度，却也加剧了情感表达的功利化倾向。而社交媒体上的表演性亲密现象显示，社交媒体中的点赞、表情包互动替代了深度交流。
此外，情感资本主义还将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平台经济的情感意识形态容易导致一种双重剥削：既占有用户的情感劳动，又通过精准营销榨取情感需求。高收入群体的情感消费支出必然高于低收入群体，这种情感资源的分配失衡将可能加剧阶层的固化。最后，情感失范也容易导致传统家庭伦理关系的解体，使得离婚率中“虚拟情感介入”的因素占比大幅提升。
五、中国式亲密关系：新家庭主义能否对抗情感资本主义的殖民？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相互叠加的时代浪潮中，中国的家庭文化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层变革。互联网时代的数字技术不仅重塑出家庭空间的新样貌，而且与家庭成员关系、家庭结构的改变紧密交织。前文已经提到，情感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将人类最私密的情感体验转化为可计算、可交易的商品。这种趋势已演变为系统的情感商品化机制：从心理咨询产业化到婚恋市场的算法匹配，从社交媒体情感营销到虚拟恋人服务，情感被切割为可量化的服务单元。那么，在大数据与算法权力的精密操控下，人类是否正在丧失情感自主的最后阵地？中国社会在接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遭遇这种殖民逻辑的渗透。问题是中国家文化传统能否对抗情感资本主义的殖民，从而使得中国式亲密关系现代化有独特的演化路径？
目前，国内既有的数字亲密关系相关研究多聚焦于城市中产阶层的情感生活，特别是高学历青年群体的线上社交和亲密关系缔结环节，研究发现多呈现出情感资本主义运作的共性特征。然而，这只是当下中国式亲密关系的局部图景，而非中国式亲密关系变革的总体描绘。目前，学界尚未对这一根本问题作出充分的回答。既有研究取向暴露出四个重要局限：其一，缺失代际关系和家庭整体视角，将数字时代的亲密关系简化为原子化个体与数字媒介之间的情感互动；其二，忽视线下现实交往空间，未能关注年轻人线上婚恋平台使用与传统熟人相亲并行的复合策略；其三，历时性观察的匮乏，缺乏对婚恋平台使用者后续婚姻实践及家庭关系演变的追踪研究；其四，对于乡村社会的研究薄弱，未能揭示数字媒介对乡土社会亲密关系的重构机制。
在中国，家庭生活决定了人的最基本生存状态。因此，理解中国式亲密关系的现代化转型，离不开分析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整体变迁。中国家庭文化的特殊性在于其代际关系的弹性结构。在传统伦理性家庭“父子一体”秩序下，厚重的伦理边界束缚了家庭成员个体情感的自由表达，代际关系承载着家庭绵延的使命。责任伦理、功能效用和亲密情感是中国家庭价值构成的不同向度，研究发现不同时期家庭目标的不同会带来不同价值向度认可的权重差异。而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亲密关系中情感话语由抑制到释放，情感性家庭叙事在90后小镇青年中凸显。近年来，部分学者深入城乡社会家庭关系互动实践，提出“新家庭主义”理论来解释中国式家庭亲密关系的性质变迁，这一理论视角也符合笔者在全国近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累计800余天城乡基层田野调查的总体经验判断。
“新家庭主义”在农民日常生活中主要体现为代际合作的伦理实践，代际合作是乡村社会转型期农民家庭资源积累和社会竞争压力应对的重要方式。由于村庄社会结构和市场区位条件的差异，中国乡村社会家庭关系的现代化转型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责任伦理、功能效用和情感整合等家庭价值要素的权重分配，不同区域农民家庭的代际团结方式有较大差异。总体而言，根据笔者在全国不同区域乡村调查的经验，华南宗族性村庄的“伦理主导型”家庭，仍保持着较强的父子一体的宗族文化韧性。华北小亲族村庄的“功能主导型”家庭，形塑的是一种家庭发展取向的代际合作与交换关系。而中部原子化村庄的“情感整合型”家庭，通过制造边界实现代际关系的情感分流与现代化调适。
同样，有学者研究发现城市社会家庭代际关系互动同样也呈现为一种“新家庭主义”。刘汶蓉基于上海两类“啃老”家庭的比较发现，代际责任伦理在家庭成员的协商实践中得以再造，社会转型强化了“亲子一体”的情感结构，让代际互助传统表现出了强大的文化抗逆性。而在单身青年与原生家庭代际博弈和协商的过程中，代际实践的韧性彰显了家庭共同体的存在及其影响力。这种“下行式家庭主义”既非传统父权制的复归，也非西方个体主义的翻版，而是责任伦理与个体诉求的动态平衡。可见，数字技术并未在中国导致家庭关系的线性衰退，而是催生了新型交往伦理。城市家庭“高频低质”的线上互动，表面看是深度沟通的流失，实则为代际关系创造了弹性缓冲空间。这种亲而不密的关系策略，恰是应对现代性压力的文化智慧。
因此，中国式家庭亲密关系的现代转型，既非传统父权制的简单延续，也非西方个体主义的机械移植，而是可能演化出独具特色的“新家庭主义”。这种新型文化形态具有三个核心特征，即责任伦理的弹性化、情感实践的协商性以及代际关系的互惠性。因此，新家庭主义超越了传统家庭主义和西方个体主义的固有框架，为我们理解转型期中国式家庭亲密关系变迁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而城乡不同区域演化形成的多元形态，共同构成了抵御情感资本主义殖民的缓冲地带。这种文化形态的抵御效能体现在两个层面：在个体层面，“新家庭主义”可以通过伦理、情感与理性的三维交织，消解情感商品化的侵蚀；在制度层面，“新家庭主义”可以依托社区组织与数字平台的融合创新，构建情感资本主义的过滤机制，以建设基于亲密关系的数字公共生活体系。某些地区的“线上道德评议会”，将宗族调解传统引入数字空间；城市社区的“代际共学中心”，则可能通过技术培训而重建家庭纽带。这些制度创新都可以说明，传统文化基因实际上具有强大的现代转化能力。
六、结论
在这场传统与现代的持久博弈中，中国式亲密关系展现出惊人的文化韧性。它既非固守传统的顽固抵抗，也不是全盘接纳的被动殖民，而是在创造性转化中走出了第三条道路。总而言之，中国式家庭亲密关系的文化抗争，本质上是家庭伦理现代转化的创造性实践。当大量青年在择偶时选择“算法匹配+父母把关”，当微信红包延续着压岁钱的民俗功能，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技术对传统的冲击，更是文化主体性对现代性的重塑。这种重塑既避免了西方情感资本主义的殖民陷阱，又能够超越传统家庭主义的刚性束缚，在代际协商、城乡互动和虚实交融中走出一条独特的现代化路径。未来的关键，可能在于如何通过对“新家庭主义”的创造性转化，构建抵御情感资本主义殖民的文化防线，将这种文化自觉转化为制度创新，使“新家庭主义”真正成为数字时代的情感庇护所。
备注：全文引用及参考文献从略。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乡村治理视阈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困境及对策研究(23BXW06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国际舆论朋友圈建设研究”(22JJD860013)阶段性成果。
本文发表于《新闻界》2025年第5期。
引用参考：
张雪霖.制造“亲密饥荒”：数字时代亲密关系的异化与突围[J].新闻界,2025(05):16-24+34.
作者简介：
张雪霖，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