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上午，“AI传播与算法治理的比较研究”（ Comparative Studies on AI Communication and Algorithmic Governance）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顺利举行。悉尼大学和武汉大学学者就大科技公司、数字克隆、算法价格歧视等AI传播和社会治理问题展开深入讨论。本次活动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武汉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承办。悉尼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科主任Joanne Gray、讲师Chunmeizi Su和Xuanzi Xu详细分享最新研究，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肖珺教授、研究员谢天副教授和罗晨副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关天如副教授展开学术对话。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刘洋、武汉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特聘副研究员童珮茹和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的博士生同学等参与讨论。
图1. 悉尼大学、武汉大学学者合影
主题一 多样的系统，共同的利益：亚太地区的人工智能治理
图2. 悉尼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科主任Joanne Gray
Joanne Gray基于其即将出版的专著中的研究表达对当前人工智能发展方向的担忧。她指出少数美国大型科技巨头掌控全球关键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这些企业以追求利润为核心，往往忽视公共利益、风险评估和环境可持续性。这种由少数亿万富翁做决策的现状，导致像澳大利亚这样缺乏本土核心科技产业的国家产生了严重的“主权赤字”，导致国家过度依赖私营企业的技术服务，从而削弱了政府代表公众利益进行独立监管和全面治理的能力。在面对中美等大国在数字领域的博弈时，Joanne引用“大象打架，小草遭殃”的谚语，强调亚太地区国家不应成为地缘政治压力的牺牲品，也不应盲目依附于他国的技术或规则。为此，Joanne倡导建立一种“集体主权”，主张亚太地区国家（如澳大利亚、新加坡、中国等）跨越政治制度的差异，建立一个数字社会与政策的信息共享网络。通过借鉴爱沙尼亚的政府公共基础设施、印度的数字支付系统以及中国对数字经济的监管经验，各国可以相互学习、互通有无，从而在本地实际利益的基础上做出更明智的独立决策。尽管对科技巨头的垄断感到悲观，Joanne在结语中依然传递了强烈的希望。她认为，尽管当前的国际政治环境充满不确定性，但这恰恰为AI领域的外交努力创造了机会。只要各国能够坐下来探讨核心关切、寻找共识，人类完全有能力携手引导人工智能迈向安全且造福大众的未来。
谢天认为， Joanne提出的问题与费孝通先生《迈向人民的社会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谓“迈向人民的AI”。然而要让AI巨头能为民服务，除了Joanne现在正在做的，唤起民众意识，还要考虑到更深层的结构问题。如果这些大公司缺少“民有” “民治”的成分，就很难实现“民享”，真正为民服务。Joanne结合澳大利亚及全球南方的现实困境，强调当前许多国家在AI治理中面临“主权赤字”。她引用约翰·哈特利关于“理智的悲观，意志的乐观”的观点，点明数字叙事在推动公共参与和AI治理中的潜在价值，主张在大变局中保持渐进变革的务实态度，并倡导将公共利益置于私人利益之上。肖珺指出大型科技企业的技术发展存在着治理的不确定性和对公众利益的漠视，研究者需要不断唤醒公众对巨头技术管控风险的认知，整合集体智慧和开展公众治理行动。她介绍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中的“人工智能+”战略，强调完善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的重要性。同时，肖珺询问在Joanne的研究中，有哪些可实现“集体主权”的运作模式。Joanne对比中美澳三国民众的相关舆论和态度，指出AI只是中性技术工具，不适合采用AI能拯救人类或覆灭人类的两极论调。她提出可利用企业的AI商业炒作等机会普及公众风险认知，统筹军备、生态、劳动就业等现实议题，结合各国产业与监管差异，跳出单边经济利益局限，协同完善全球的AI治理。她建议亚太地区的学者搭建年度论坛或持续性的交流协作平台，以此向政府、政策制定者和利益相关者共享信息。
图3. 谢天、肖珺与Joanne Gray展开讨论（从左至右）
主题二 深度伪造 vs. 数字克隆
图4. 悉尼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科讲师Chunmeizi Su
Chunmeizi Su详细阐述了“数字克隆（Digital Clones）”与“深度伪造（Deepfake）”的区别。深度伪造主要依赖面部和唇形同步技术来篡改已有的视频素材，而数字克隆则完全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全新的模拟生成，甚至能够实现与观众的实时互动。这种底层技术逻辑的转变，意味着数字克隆带来的潜在风险和负面影响比传统的深度伪造更加严重和复杂。Chunmeizi的一个核心发现是社交媒体算法中存在的“自动化把关（Automated Gatekeeping）”现象。当前的推荐算法极度偏好生成式AI内容，这意味着使用数字克隆的创作者能获得更高的平台可见度、流量以及经济回报。这种机制带来的负面连锁反应非常明显：它不仅诱导普通公众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泄露隐私，还导致平台内容严重同质化。在商业应用方面，Chunmeizi指出数字克隆技术的门槛和成本正在急剧下降，并在中国等庞大市场的电商直播中被广泛应用。然而，针对这一新兴现象的监管却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关天如指出，深度伪造的危害多集中于政治传播与大选等一次性信息场景，而数字克隆则涉及持续性的对话式存在，其危害类型有所不同。她提出三个问题：第一，数字克隆语境下的“同意”应如何理解，是一次性授权还是持续性过程？第二，公众人物是否应享有与普通人同等级别的保护，抑或因其公共身份而存在更多恶搞、讽刺和政治调侃的空间？第三，从比较视角出发，如何看待中国在数字克隆治理方面的活跃文化与实践？Chunmeizi引用英国电视剧《黑镜》第五季中一位演员签署数字克隆使用合同后，却无法撤回同意的剧情案例，指出同意问题不仅涉及政策层面，更涉及具体、详细的法律条款与条件，包括对个人图像、声音、身体动作、行为指标等的使用授权。Chunmeizi表示，目前虽有部分明星与制作公司或平台签约授权创建数字克隆，但此类案例仍属罕见，后续研究中，她将试图厘清哪些类型的同意可以被赋予。Chunmeizi还指出，不同国家在生物识别数据等领域的法律规制差异巨大，这使得全球范围内的监管难以统一。肖珺提出“数字克隆”概念清晰指向用户真实数据上传后的虚拟资产治理风险，不少用户以游戏的、娱乐的、恶搞的态度实施数字克隆，没有意识到对自身权益的破坏，以及数字沟通存在的深度风险，研究需要更加细致的语境识别。Chunmeizi认为数字克隆不同于深度伪造，其核心在于与观众的实时互动能力，用户上传真实信息时缺乏隐私风险意识，平台借此获取数据所有权并从中获利，且名人与普通用户的数据被差异化估值，可能造成新的不平等现象。而标签虽提示内容非真实，平台却可能反而分配更多流量，甚至有人故意将违规内容通过标注AI标签的方式绕开内容审核机制，这些都是算法治理将面对的困难。童珮茹进一步提问，普通民众在朋友圈等社交媒体发布各类AI生成的人像、动画内容，这类AI生成内容的传播隐患，是否远比分享真实自拍、实拍视频的危害更大？ Chunmeizi表示，在当前版权与数据规则空白的现状下，普通用户面对自身AI形象、数字数据被平台和第三方擅自训练、商用，还缺乏开展有效维权的途径。
图5. 关天如、童珮茹与Chunmeizi Su展开讨论（从左至右）
主题三 中国数字平台上的算法价格歧视管控
图6. 悉尼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科讲师Xuanzi Xu
Xuanzi Xu根据与合作者的“算法价格歧视”（“大数据杀熟”）现象研究讨论算法治理的可能性与难点。她认为，“杀熟”本质上是一种算法偏见，这导致对平台越忠诚、使用频率越高的老客户，往往要比新客户支付更高的价格。面对这一算法偏见，Xuanzi的研究发现，中国社会展开了一场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复杂博弈与协商。主流媒体积极跟进报道，将个人经历转化为公共议题；普通消费者通过微博、知乎等社交媒体曝光经历，甚至发起“反技术依赖”的公众实践，并对平台发起诉讼；公共知识分子和法律学者不仅公开发声，还直接参与到《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的起草中；中国消费者协会通过开展全国性调查、召开利益相关方会议，成功推动各大监管机构对科技巨头实施管理。在巨大的舆论与监管压力下，平台做出了妥协，例如依法在应用中提供关闭算法推荐的选项等。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平台往往将关闭按钮隐藏得极深，与用户玩起了耗费精力的“猫鼠游戏”。
罗晨提出这一研究能够跳出纯技术分析的局限，从社会技术及多方博弈视角剖析“大数据杀熟”现象，发掘中国社会数字治理的效力。Xuanzi 回应，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全球各大数字平台都在通过无孔不入的“全景式”数据收集对用户进行精准画像；在这种全球数字化革命的普遍趋势下，平台本身实质上已经成为了深刻塑造大众生活方式的最大隐形“监管者”。 刘洋与Xuanzi围绕算法价格歧视的社会影响及应对策略展开探讨。Xuanzi 认为，算法正通过数据收集对用户进行分类与预测，将人视为纯粹的商业目标从而忽视了公共利益，这种机制甚至悄然重塑了人们的价值观与亲密关系，因此迫切需要引发广泛的公众反思。肖珺对此表示认同，强调在强势的数字平台面前消费者相对处于弱势，必须依靠政府监管来倒逼平台整改，但用户也在行动，比如通过比价来减少算法偏见的伤害，这也是Joanne主张的“集体主权”的一种可能性。
图7. 罗晨、刘洋与Xuanzi Xu展开讨论（从左至右）
肖珺主持本次学术研讨会，她代表活动组织方对悉尼大学一行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并就武大在AI传播、网络生态治理、算法研究等领域的科研进展进行了介绍。Joanne Gray作为悉尼大学的代表，高度赞赏本次学术研讨的深度和启发性，她对活动组织方和参与互动的嘉宾表达真诚感谢，并提出对后续研究合作的期待。双方都认可AI 生成内容正在重塑新闻舆论生产、人机沟通等传播现象和媒介生态，进而对社会治理带来系列挑战和机会。中澳传播学者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切入相关领域，有助于拓展问题视野和解释路径，进而从人类传播生态的整体视角予以反思和理论建设。
图8. 中澳双方代表合影
撰稿：高天赐、葛欣蕾
摄影：葛欣蕾
校对：严蜜
审核：肖珺
終审：单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