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编撰的学术集刊《跨文化传播研究（第十辑）》已出版。中心公众号将对集刊中的文章或文章主要内容进行推送，敬请各位读者关注！
本次推送《间性叙事：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跨文化传播》，作者姬德强、王龙博。
间性叙事：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跨文化传播
姬德强、王龙博
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是数千年自在中华民族历史与近代自觉中华民族意识的结合，与西方民族话语存在间性张力。当前国际舆论场中，中华民族话语面临着他者化困境。西方多元主体形成协同传播机制，聚焦人权、宗教、教育等议题，给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跨文化传播与认知造成阻碍。本文提出以间性叙事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跨文化传播，通过打造多主体叙事格局、建立立体式议题网络、建设南南对话空间等途径，突破民族共同体话语被动叙事的困境，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跨文化传播效能。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跨文化传播；话语；间性
当前全球信息流动不断加速，国际舆论场流动着歪曲或遮蔽事实的他者化中华民族话语，并基于西方媒体与平台的主导性以及国际社会后殖民主义的认知论根基，不断产生着复杂的传播效应。如何与这些客观存在的话语结构对话，与主观歪曲与偏见的话语实践抗争，进而构建包含更多有用信息、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伦理观的自主性民族话语体系，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跨文化传播研究需要共同努力的时代课题。
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与西方主导的民族话语存在着间性张力，这种张力在不同民族话语的形成、发展与互动中表现为文化间性与主体间性。本文一方面在追溯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和西方民族话语形成的基础上，探讨了中西民族话语之间存在的文化间性，提出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对中华民族话语的歪曲是一种忽视文化间性、凸显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实践，并通过话语挪用将中华民族共同体代表的民族多样性议题转化为人权、宗教、教育等议题。另一方面，从主体间性角度出发，本文提出西方对涉华民族议题的质疑乃至攻击具有传播主体多元化的特点。由于民族话语的内在复杂性与文化间差异性，在推动民族话语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既要直面人权、宗教、教育等硬性传播议题，又要从文化与认知差异入手，关注相关议题背后的跨文化传播要素和文化的在地化逻辑。因此，本文立足国际舆论场中民族话语的间性特征，基于CNN、BBC、Reuters等媒体的相关新闻报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皮尤研究中心等智库的研究报告，以及一些国家政府及相关组织的报告展开分析，总结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跨文化传播面临的挑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可以通过打造多主体跨文化传播机制、建立丰富立体的民族共同体议题网络、推动民族话语南南叙事等途径，维持中华民族话语与其他民族话语的间性张力，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与其他民族话语的互动，掌握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权。
一、文化间性：中西民族话语比较
“主体间性”概念源自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现象学，指涉一种交往理性。文化间性是主体间性在文化方面的体现，意指文化间的开放、互动、差异、商谈。当不同文化相遇时，受到关注的不是各个文化的整个系统，而是系统中吸引他者的特定文化方面，正是这些特定方面体现了不同文化间的关联。在剖析不同文化间的互动时，不仅要关切参与互动的各个元素，也要把握不同元素在互动过程中的意义重组。倘若仅分析某一文化元素的自在特点，则会忽略该元素与其他文化元素互动过程中存在的意义解构与重组。因此，本文一方面对中西方民族概念与话语的特点进行梳理，厘清不同文化背景下民族话语的元素特征，比较不同文化环境下的民族观差异；另一方面，从互动视角出发，分析中西民族话语互动过程中形成的间性张力，进而从间性视角分析西方从自身系统的特定视界出发聚焦于中华民族某些方面的内在原因。
（一）延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演进
民族话语的共同体内涵和整体性认知贯穿中华民族的整个发展历程。作为自在民族实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于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的“中国人民”包含汉朝所设郡县内的各个民族，“中华民族”这一名称就是对“中国人民”内涵的继承与发展。作为自觉民族实体的中华民族则出现于近代以来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近代中国出现的民族概念及其相关话语是中国历史传统与当时全球政治及文化环境相遇的结果，既有自在民族的深厚文化基础，也受到反帝社会背景以及彼时西方民族话语的影响。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中指出：“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自在民族实体所奠定的文化基因与认同基础，让无产阶级革命家将“中华民族”作为社会动员的价值认同基础，达成呼吁团结、抵抗帝国主义入侵的目标。例如，面对20世纪初日本企图吞并中国、成为东亚霸主而提出大亚细亚主义的局势，李大钊一方面揭露了大亚细亚主义背后暗含的日本“亚细亚主人翁”幻想及其“终必为欧美列强集矢之的，而召殄灭之祸”的结局；另一方面又提出“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作为亚洲合力走出帝国主义阴霾的关键，他强调中华民族的复兴并不是要对“世界人类有何侵略压迫之行为”，并以“征之吾人祖先之历史可知之”为依据来佐证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和平的复兴。李大钊将中华民族的历史作为当时中华民族和平复兴的论据，体现出近代中华民族话语并不是对西方民族话语的简单复制与挪用，而是对自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文化基因的延续，是中华民族历史、近代中国社会和政治环境、西方民族概念三者相遇而产生的自觉共同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主体实现由“各民族”向“中华民族”的转变、话语原则达成由“平等”到民族“大团结”的转化、话语实践完成由“支援”少数民族到“共促”繁荣的转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并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以和平的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念，与一百多年前李大钊提及的中华民族复兴不是要以侵略压迫他国来实现的观点相契合，延续了自在中华民族内在的和平内涵。
中华民族话语的演变与中国的文化、社会、政治环境紧密相连。民族话语的发展经历了由模糊到清晰、分散到成体系、各民族为主体到中华民族为主体的转变，其演进过程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相呼应，在发展中延续自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民族话语体系的自主性和创新性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重要性也不断增强，形成了新时代的民族话语体系。
（二）同化：西方民族话语特点
一般认为，民族主义滥觞于欧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让民族国家的新型架构逐步取代传统欧洲以罗马教皇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现代欧洲民族产生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在现代民族形成前，欧洲部分封建国家内部已存在与主体民族文化相异的文化共同体。欧洲各民族的聚居地都生活着其他少数民族，且绝大多数民族也都有成员以少数民族的身份生活在其他民族的聚居区。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的过程中，一部分少数民族并未成功融入主体民族中，进一步形成了拥有共同文化的自觉民族。由于单一民族构成一个国家是欧洲民族国家的理想形态，“单一民族、同种宗教、一种文化”是欧洲民族话语的核心，当每个民族试图确保自身是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时，以民族身份为基础获得政治主权的期待不可避免地会引发边界冲突与文化同化。因此，欧洲的民族观念与话语一定程度上蕴含着同化思想和冲突底色。当然，欧洲的民族主义也有多种取向，例如强调欧洲认同的泛区域民族主义，但从民族国家角度出发，同化与冲突仍是欧洲民族话语的显要特征之一。
美国的民族观念源于殖民时期的清教主义和欧洲的民主思想。尽管美国的文化基础是新教英格兰族群文化，但在实行奴隶制、征服原住民、接收移民的过程中，美国已经形成了复合的多族群民族。不同于指涉共同祖先、经验、语言和文化的机体性国民认同，美国的民族性是非机体性的，美利坚民族话语体现着美国的选民和天命意识，以及其对自由民主的执着追求与在全世界推广自由民主观的责任感。强烈的天命意识与对自身民主自由观的笃定，为美国民族话语的民族优越感加冕，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曾认为美利坚民族所具有的精神能量是任何其他民族都不具有的，而美国具有拯救世界、给人类自由的特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利坚民族创造与引领世界秩序的使命感更加强烈，以美国民主自由价值观同化世界的步伐也愈发加快。
无论是欧洲对单一民族国家的实践，还是美国对其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全球性推广，都透露着同化的色彩，前者体现在文化、宗教与政治维度对本国内部少数族群的同化上，后者则站在全球化的角度，试图推行所谓的“普世性”标准和价值。
（三）相遇：文化间性下的中西民族话语
中华民族话语与西方民族话语相遇于近代。近代一些中国学者和革命者曾受欧洲单一民族国家理念的影响，对“排满建国”“合满建国”等问题展开辩论，这正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民族话语上的间性相遇。在当时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唤醒自觉的中华民族意识成为凝聚内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少革命派知识分子参照欧洲民族文化体系下的单一民族国家形式，主张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而这有悖于自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基础；辛亥革命之后，一些革命家结合自在中华民族历史与时代背景，提出了更符合中国实际的自觉民族观念，例如孙中山提出的“五族共和”论，主张“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是一个”话语的提出更加贴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改革开放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观点进一步统合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与发展。
通过梳理自觉中华民族话语的形成与整个中华民族话语的发展，可以看出从近代开始中华民族话语与西方民族话语存在文化间性张力，中华民族话语经历了从简单机械地参考西方民族话语到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独特话语与叙事体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西方民族话语的文化间性也不断凸显。同时，西方的民族话语具有内在复杂性，其自身内生的文化模式与元素影响着其与中华民族话语的互动，例如美国内部长期存在的种族等问题让其从种族角度审视中国的一些民族议题，给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跨文化传播带来解码偏见和认知敌视等挑战。
二、被动叙事:民族共同体话语的他者化困境
他者与自我相对，某一客体经由他者化的建构过程成为他者，而国家之间的他者化往往蕴含政治与外交因素。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不断深入，部分主体间的冲突也有所增多。西方对中国民族议题的关注呈现出多主体和多议题的特点，西方国家及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媒体、智库与学者等主体以其预置的价值观对中华民族话语及叙事体系进行他者化框定，利用人权、宗教、教育等议题，通过话语挪用污名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试图抹平中西民族话语存在的间性关系，带有较强的本土认知差异和意识形态偏狭。同时，社交媒体通过将特定的信息、情感和信仰在超越参与者文化身份的前提下集中在一起，形成超文化景观，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极化思维模式。人权、宗教、教育等议题在海外社交媒体引发的情感与信仰响应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打上“强制同化”“侵犯人权”和“种族灭绝”等标签，也让国际舆论场域充斥着歪曲事实的负向他者化中华民族话语。
（一）政府、媒体、智库：他者化主体协同性
跨文化传播主体间性的研究主要涉及“某一文化群体如何表述另一文化群体”“不同文化主体间的相互关系”两个方面。民族话语亦可分为自我建构的民族话语与他者建构的民族话语，当自我建构的民族话语不彰时，本民族叙事会处于被动状态，他者化的民族话语会代替自我建构的民族话语，依照他者的价值倾向乃至政治目的歪曲民族形象、虚构民族故事。当前，西方政府机构与非政府组织、媒体、智库与学者是国际舆论场上涉华民族议题较为活跃的三类主体。这三者秉持共同的价值取向，在关键议题上对中国民族议题进行攻讦，这三类主体间也形成了协同传播机制（见图1）。
首先，政府与相关组织通过新闻发言人机制、相关政策与法案的制定等途径，推动涉民族议题元叙事的生成，影响媒体对相关议题的具体关注与报道倾向，并引导智库和学者对特定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其次，媒体通过议程设置，一方面在国际舆论场支持政府与组织的立场、传播政府的相关政策和智库与学者的研究结果，另一方面编造涉疆、涉藏等虚假信息含量极高的新闻故事，影响各国受众对中华民族的第一印象认知。其中，大型跨国媒介集团也通过生产涉华媒介产品，以同时满足国际政治正确和全球消费需求的保守主义方式，参与中华民族形象的塑造。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智库和学者也将媒体报道作为制定政策与研究选题的参考。此外，智库和学者在参考政府与组织的政策以及媒体的相关报道的同时，也通过研究成果反哺政策制定与新闻报道。
不仅这三类主体协同推动了他者化中华民族话语在国际舆论场的流动，其他相关主体，例如跨国公司，有时也会助推舆论发展。在新疆棉事件的国际舆论生成中，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发布的相关报告声称，新疆的强迫劳动涉及八十多家公司与品牌；相关报告经由媒体和人权组织的传播，督促西方各国政府调查相关企业产业链；各国政府，如澳大利亚参议院，通过相关法案，抹黑新疆产品与中华民族形象；相关行业公司也在国际组织、政府、媒体和舆论的影响下表明立场，与新疆棉划清界限。类似的多主体、协同性舆论生成机制让国际舆论场充满负向的他者化中华民族叙事，给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自主的跨文化传播带来复杂的外部环境挑战。
（二）人权、宗教、教育：他者化议题的集中性
涉华民族议题跨文化传播的协同机制使得三类主体间流动的议题具有相似性，其关注的涉华民族议题具有高度集中性，主要集中在人权、宗教、教育等方面，不同主体的具体信源与论据有所区别。西方媒体对人权、宗教和教育等问题的报道多借海外少数民族人士之口讲述，加之编造的数据等证据，有效提升了报道内容的可信度，引发西方受众的情感响应。在人权与宗教议题下，西方媒体多使用强制关押、强迫劳动、禁止宗教信仰等关键词。关于强制关押的报道，西方媒体多采用一些在境外的维吾尔族人讲述其家人失踪的故事，来“佐证”强制关押的存在。一些媒体还通过捏造档案和数据的方式来提升相关新闻的可信度。例如，CNN的一篇视频报道声称，根据对一份被黑客入侵的“新疆警方档案”的统计，共有200万的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被强制关押。同时，宗教也是西方媒体集中攻击的议题，在宗教议题下，西方媒体大肆渲染政府对宗教信仰的限制，例如BBC借由人权观察组织的相关报告，指责中国政府通过关闭、拆除宗教建筑的方式限制宗教信仰。此外，西方媒体还捏造少数民族受到强迫劳动的虚假信息，路透社一篇名为“大众汽车因其中国区负责人到访新疆工厂而受到指责”的报道称，大众中国负责人与中方提前就此次访问进行了协调和计划，并对该负责人认为自己并未看到强迫劳动的发言进行质疑。在教育议题下，西方媒体则集中关注民族地区的寄宿制教育问题，相关报道声称新疆的寄宿制教育将儿童强制与其父母分离，并以新疆学前教育入学率的快速增长，以及西藏藏语学校的关闭、寄宿制学校规模的扩大等为论据，认为政府正在民族地区采取亲子分离、强制教育以及文化种族灭绝等政策。
西方学者与智库则更多从中国官方政策文件、已有研究和开源数据入手，关注人权、宗教和教育三个议题。一方面，从西方视角出发，解构中华民族的性质与特点，质疑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正当性，认为中国利用民俗化手段缓和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增强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民族自豪感”，简化少数民族文化、淡化少数民族身份独特性、“驯化”少数民族身份认同，以匹配中华民族共同体所传达的整体性观念。另一方面，通过分析官方政策文件以及相关法律文件，认为中国宗教政策正在收紧，称中国营造了一个低宗教宽容度的环境，污蔑中国打着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旗号将宗教信仰定为犯罪。同时，关注少数民族的文化与教育，认为少数民族正遭遇文化同化，西部少数民族学生民族“内地班”等相关教育政策暗含培养少数民族精英的政治目的。
西方政府及相关国际组织则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与国际会议、制定相关法案等途径，污名化新疆、西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权、宗教和教育，同时推动人权、宗教和教育议题向政治和经济领域扩散，新疆棉事件就是西方利用人权议题影响中国经济的一个例证。美国也曾通过国会立法等途径，推动中国民族议题国际化，利用“国际宗教自由联盟”等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打着宗教自由的幌子，污名化中国的人权、宗教和教育议题。此外，国际组织在当前推动中国民族议题复杂化、国际化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国际组织犹太世界守望（Jewish World Watch）在其网站上提供“新疆强迫劳动相关公司查询”服务，访问者输入“ANTA”（安踏）、“LI-NING”（李宁）等中国品牌，会出现这些品牌与新疆强迫劳动有关的警示，而这个数据库的来源正是上文提到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总而言之，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正面临被动叙事的他者化困境，西方多元主体形成推动涉华民族负面舆论生成与扩散的协同性机制，集中关注人权、宗教和教育等议题，并试图将民族议题与政治、经济等更广泛的领域进行勾连，加深对中华民族负面形象的刻画。西方对中华民族话语的他者化塑造，呈现出对中西方民族话语文化间性的忽视，以及用西方中心主义视角进行单向解读和负向构建的特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共同体理念与西方单一民族国家观念以及美式自由民主理念的摩擦，加之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地缘关系等竞争性因素，让西方国家主流群体往往从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出发，试图抹平民族话语的文化间性。突破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他者化困境，至少需要我们主动参与重构国际舆论场中的民族叙事间性关系。
三、间性叙事:民族共同体话语的跨文化能力提升
不同文化的民族话语是围绕相对离散的关键词进行构建的，存在间性张力。如何传递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蕴含的多元一体文化价值理念、超越他者化民族故事对中华民族形象的歪曲，成为提升跨文化传播能力的一个重要议题。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开创者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提出，集合作为一种被感知为有别于其他事物的存在，是提升跨文化能力的重要因素。然而，相异文化的可比较集合，其内在组成也具有异质性，因此，比较不同文化集合的模式与元素成为把握不同文化的间性张力，进而提升跨文化传播能力的重要环节。此外，以“效果”为导向的跨文化传播能力研究可能会忽视主体能动性的“能力”作用，因而，关注跨文化传播中来自不同文化的多元传播主体也是跨文化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在传播理念与策略上，跨文化传播双维度理论中的整合策略从文化模因、二次编码以及普适主题等角度为跨文化传播能力提升赋能。基于以上对跨文化传播能力的讨论，结合民族话语与民族议题的特殊性，本文提出以间性叙事赋能民族共同体话语的跨文化传播，即关注“中华民族—国际社会”，特别是与西方主导的民族话语的间性张力，以丰富叙事主体、扩大叙事议题、加强主体合作为切入点，超越“主体—客体”框架，使民族共同体话语的“中国性”朝向关联与交往的世界，打造民族共同体话语“主体—主体”的跨文化传播体系。
（一）叙事主体丰富化
主体间性是存在于各主体间的“交互主体的可涉性”，主体在跨文化传播中的缺位会加速本主体被另一主体“他者化”的建构过程，削弱本主体跨文化传播势能，进而导致跨文化互动中的主体间性张力失衡。因此，应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主体叙事格局，形成“主体—主体”互动性格局，维持中华民族话语跨文化传播的主体间性张力。当前，西方对我国民族议题的关注呈现多主体化趋势，政府与组织、智库与学者、媒体这三者秉持相同价值取向，利用多种经验材料，在各个国际舆论场对中国的民族议题进行攻讦。面对西方多主体的协同传播机制，中国也应加强政府与组织、智库与学者、媒体的多主体跨文化传播机制建设，动员多元主体共同塑造不同维度上和不同边界内的民族议题的对话性和共识性舆论场，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跨文化传播效能。各传播主体要对文化间性保持自觉意识，既要突破西方主导的中华民族被动叙事困境，又要避免过度以我为主的中心叙事，将跨文化传播视为文化间彼此互动、选择和适应的过程。面对西方政府和相关组织制定的涉华民族制裁法案，以及国外受众对人权、宗教等议题的关注，中央与相关地方政府可形成政策话语的协同响应与供给机制，一方面及时有效地供给权威回应和解读；另一方面，加大话语创新和阐释供给，把握国外受众对中华民族的关注点，制定相应的民族话语与民族政策跨文化传播策略。同时，应发挥专家学者与智库的作用，一方面，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交叉学科研究，增强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阐释；另一方面，加强对不同区域国别民族话语的关注，深入了解不同区域国别民族话语的主体及文化特性，研究其他文化主体对中华民族形象所包含文化集合的认同程度以及存在的认知偏差，分析认知偏差背后可能存在的中国信息和话语缺失以及文化系统性差异，调整相应的话语构建与传播策略。同时，利用重要国际会议、论坛以及国外媒体等平台，就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议题积极发声，掌握学术领域中华民族话语跨文化传播的主动解释权与自我建构权。此外，主流媒体应深刻认识社交平台的圈层极化效应所引发的民族问题的泛在化、情绪化传播，一方面，打造可信的中华民族故事跨文化传播IP，与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具有影响力的中国内容创作者联动，全平台、多角度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另一方面，总结与分析当前民族故事的媒介传播效果，根据目标文化的媒介环境以及目标受众的媒介使用倾向，调整传播内容与叙事方式，注重情感传播，提升跨文化传播效能。
（二）民族议题立体化
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把握异质文化间存在的共通意义空间，探寻共喻的话语与普适的情感表达方式，推动立体化民族议题在跨文化互动场中的传播，有助于准确传达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文化内核。西方对人权、宗教和教育等议题的集中关注，使国际舆论场充斥片面的中华民族话语，西方还通过话语挪用将民族议题转移至其他领域，倘若中国仅在西方关注的话题上进行回应，反而有可能进一步加剧民族话语的片面化与扁平化。因此，应着力打造立体式的民族共同体议题网络，注重不同类型民族叙事间的平衡，在国际舆论场重构立体真实的中华民族形象。一方面，既要回应西方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权、宗教和教育议题的关注，又要根据不同国家区域受众对不同议题的关切，找寻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与其他主体民族话语的交集所在，并基于此组织议题网络和叙事框架，用贴近受众文化、关切受众情感的方式来讲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将“和平”等贯穿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重要内涵传递给受众。另一方面，要在政治、经济等议题上掌握叙事主动权，避免西方对中华民族话语的简单化挪用。例如，就民族经济议题而言，可着重以发展中国家为传播目标，挖掘民族地区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方面的代表性案例，将各民族的发展议题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框架中，向其他发展中国家传递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以新疆喀什地区泽普县特色现代富民产业园为例，该产业园依托乡村振兴衔接资金与上海援疆资金，聘请来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单位的专家，打造了一个“戈壁果园”，该苹果基地不仅能发挥防风固土、改善生态的作用，而且建成后的固定资产和生物资产将量化确权到42个经济薄弱村，用来进一步推动该地区的乡村振兴。泽普的戈壁故事既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一体内涵，也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戈壁利用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挖掘类似的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故事，打造丰富立体的民族议题网络，有助于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跨文化传播效能。
（三）民族话语的南南叙事
面对中华民族话语的复杂国际舆论环境，可尝试健全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跨文化合作机制，维持中华民族与“全球南方”各民族间的主体间性张力，建立民族话语南南叙事的跨文化传播场域。中华民族与“全球南方”部分民族有着深厚的交流交往基础，且中华民族与“全球南方”部分民族的文化集合具有相通性。一方面，古代丝绸之路是中华民族与中亚、南亚、东南亚以及非洲等地区各民族进行贸易交往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与其他南方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深入，“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南方国家的跨文化传播创造了基础。另一方面，中华民族与“全球南方”部分民族都曾面临殖民主义侵略，中华民族与“全球南方”部分民族的民族自觉意识有着相似的反殖民主义内涵，中国也曾积极支持冷战期间第三世界即大部分南方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共同取得政治独立。因此，中华民族与“全球南方”部分民族间也具有一定的认知和情感基础。在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南南叙事场时，一方面，对与中华文化有着相似文化与习俗的民族，可突出文化方面的共性，利用相似的文化标识来增进民族话语间的亲近性；另一方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各国人民的共通情感，面对与中华文化差异较大的民族，可突出阐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共同性成就，以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拉近与其他“全球南方”民族间的距离，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立体共情式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全球南方”的跨文化传播具有历史与现实赋予的基础，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南南传播、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南南叙事场，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与“全球南方”民族话语的横向对话与共振、提高国际舆论场中自塑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声量。
四、结语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自在民族历史与自觉民族意识的综合体，既有数千年的自在民族深厚底蕴，又包含着中华儿女从抵御外敌入侵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发图。强的自觉民族意识。自中华民族话语与西方民族话语在近代相遇以来，中西民族话语的间性张力逐渐形成，而西方各主体从西方视角出发，试图抹平中西民族话语存在的间性，从人权、宗教、教育等方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进行了集中性的关注与歪曲并形成了政府与组织、媒体、智库与专家的协同传播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宣传中华民族的历史，大力宣传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大力宣传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大力宣传中华民族同世界各国人民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如何突破国际舆论场中自我建构话语缺失与被动叙事的困境，是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跨文化传播面临的重要挑战。面对西方对中西民族话语间性的忽视，本文提出可以重建中华民族话语与其他民族话语的间性张力，提高民族共同体话语“主体—主体”的主体互动性；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与其他民族话语的差异性与共通点，丰富民族议题的立体性；加强民族话语南南叙事，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情性，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跨文化传播能力，更好地对外讲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故事。
备注：全文引用及参考文献从略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标准和实现路径研究” （项目编号：22ZD01）、国家民委铸牢专项委托项目“构建中华民族叙事体系的媒体传播格局” （项目编号：2024GGMGG012）和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引用参考
姬德强，王龙博.间性叙事: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跨文化传播[J].跨文化传播研究,2024(02):46-61.
作者简介
姬德强，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导，中央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
王龙博，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国际传播白杨班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