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共通：跨文化传播中的符号问题

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跨文化传播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尤其是世界格局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和社交媒体的广泛普及，促进文化之间的对话与碰撞，使之成为个体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符号，作为传播交流的核心媒介，扮演着传递信息、观念与情感，以及形塑思维和行为的重要角色。尤其在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中，语言符号，特别是非语言符号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交流的有效性与深入程度。然而，如格尔茨所说，符号是文化的“编织者”，其含义并非固定的，而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动态形成的。随着社会结构、媒介形式和文化认知的演变，符号也不断发生着变迁。新的技术手段和数字媒介催生了大量新兴的视觉、语言与行为符号，这些新符号不仅重构了人们的表达方式，也在文化互动中不断被解读、再定义与适应。符号在意义世界的“四体演进”召唤着意义世界的某种循环与重构。

跨越文化边界的信息传递与意义共通作为跨文化传播的核心话题，近些年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意义之“通”和“联结”能够突破自我与他者文化语境系统差异所导致的有限互动效力，推动文化间意义的深层交流与理解。符号作为意义的载体，其跨文化适应性、多义性及在不同文化中的解读策略，对于文化间深入沟通交流，以至形成理解至关重要。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符号并非直接对应某一固定意义，而是嵌入特定社会语境与文化知识系统中，其意义通过互动、语境和经验的不断建构与协商而生成。

在跨文化传播中，符号不仅承担着传递意义的媒介功能，更深层地参与到意义的社会建构过程中。它们成为文化理解与误读之间的关键变量，直接影响着传播的深度与质量。探索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动态作用，可以为减少文化冲突、增进文化理解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推动全球文明的和谐交流与互鉴。因此，如何在克服文化差异带来的挑战的同时，实现跨文化传播中通过符号选择与解读的意义共通；如何利用技术和创新传播路径，进一步提升跨文化传播中的意义共通效果，成为亟待讨论的重要议题。

就相关问题，新闻传播领域中以符号学、跨文化传播学、媒介社会学为研究方向的四位学者围绕“意义共通”，从内涵、文化差异下的符号解离、解读方式的多样性、成功案例的借鉴以及未来研究的方向等五个不同面向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对话，探讨跨文化传播中符号传播与意义共通的可能性的问题，旨在为跨文化传播的实践者和研究者提供新的视角和启发。

一、作为跨文化传播符号连接机制的“意义共通”

王：在跨文化传播活动中，意义共通如何被理解与实现？其特定意义指向与文化间交流的重要性是什么？

胡：“意义共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跨文化传播学议题，国内外传播符号学研究在多个层面都有所涉及，只是术语使用略微有所不同。比如，皮尔斯讲的“意义社群”实际上就是意义共通问题，生命符号学的“环境界”也是意义共通问题，最近比较直接的研究是关于“意义共同体”的研究。“意义社群”和“意义共同体”是一个名词短语，指向一个对象群体。

在当今全球化和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信息和代码互联互通的技术壁垒几乎已经消除，而意义共通的重要性被凸显出来。一方面,意义共通在跨文化传播中不可或缺。它意味着人们能够超越语言、文化、历史等障碍，找到一些基本的符号、概念或内在价值观的共鸣。这种共通性有助于减少误解，并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有效沟通。然而，不同文化的背景、价值观、社会习俗各不相同，实现意义共通并不容易。另一方面，研究者需要思考，在多样化的文化环境中，如何找到这种共通？

孟：易容老师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共通性”，可又说共通性是指向符号意义跨世界解释的关键因素。跨文化传播本质上是异质符号之间的转译。包括：（1）语内转译，如文言与白话、普通话与方言之间的转译。（2）语际转译，如汉译民、民译汉。（3）符际转译，如说唱与表演、说唱与书写、书写与影像、语言符号与实物符号之间的转译。（4）异文化行为符号的转译，如异质性的组织行为、管理方式、仪式活动、生活习俗等之间的交流或转译。

超符号转译包含了异质符号转换中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某种交流意向：隔离还是共通？隔离指的是一种同化、抹平异质符号差异的方式。例如要么只过洋节，要么拒斥洋节的两极态度。共通指在保留符号意义差异基础上，建立一种意义共享、互通的方式。如在国际性大城市的公共标识中使用双语或多语互译符号，或者使用超越语言的象形符号。再如20世纪初青岛德占时期，德国人在崂山用羊奶制作奶酪，对当地人启发很大。崂山当地人不习惯食用奶酪，感觉腻口，就将奶中的油脂撇去后再加工成奶酪。这种奶酪颜色纯白，形似豆腐，香而不腻，名曰“羊奶豆腐”—它成为中西文化意义共通的饮食符号。这种转译的关键在于“共通”而非“同化”，正如双语标识或象形符号，既保留差异，又建立共享意义空间。

肖：需要补充一点，数字时代为跨文化传播的互惠性意义共通提供了新可能。首先，意义通过符号或符号活动承载，当下数字化符号仍然是携带意义的感知，人类在多重时空的广泛连接中进行数字沟通，不断生成更复杂、更纠缠或更区隔的表意系统。由此，意义共通是人们在持续的数字对话中生成的意义不断凝聚和可修正的开放性过程。其次，“互惠性”被认为是人类特有且普遍的社会利他偏好，进而促进人类社会广泛的利他性对话与合作，文化间互惠性意义的流动及共通促使人类协同共建新型的全球社会。互惠性意义共通包括持续性的对话与理解、互学互鉴中的互补性知识，以及与他者合作共创的间性智慧等路径。

朱：意义的解读与阐释是对符号深层次的感知。对于拥有共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他们之间的意义共识更为显著。共同的信仰、文化圈层和语言，为意义共享提供了便利的前提。在文化间构建意义共通的空间正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任务所在。一方面，我们从自我文化向他者文化传播信息时，不应仅依赖于自身的逻辑和文化背景，更需要关注跨文化的视角，结合传播客体的认知伦理和认知结构来叙述我们的故事，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意义共享。另一方面，如彼得斯所言，“交流”定义了人类的身份和利益本质。我们试图消除交流中的误解，实际上是为了更接近共同构建世界的目标。“人类世”的意义，如互助互爱，本质上具有共通性。人类作为地球上主要的种群，共同肩负构建命运共同体的使命。

肖：回应前边几位学者的观点，跨文化传播中的互惠性意义共通并非以弥合文化差异、达致文化同一为最终目的，其意义指向贯穿主体间、文化间彼此靠近的全过程，注重在意义的感知、解释、接受、修正等表意过程中，双方或多方文化基于共通情感和经验而进行的对话、协商、理解和行动。互惠性意义共通既是主体间平等交流的前提基础，也是文化间开放对话的具体指南，更是朝向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理想通路。人们抱持互惠利他的合作性理念生成跨文化的互惠性理解，在坚持共通的交往理性中打开意义交流的边界，不断修正文化交流中意义共通可能导致的固化和一致性风险。

胡：还需要注意的是意义共通的构建也需要考虑从具体语境抽离的意义指向和在具体语境下的意义指向问题。抽离具体的语境，符号的意义指向往往是不明晰的。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语词的意思就是其在被使用时所显现的那个意思。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符号和意义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是否能够找到一个共同的解释空间。在符号学中，符号的能指和所指是动态的，且依赖于文化背景。譬如，同一个手势在某些文化中代表友善，而在其他文化中则可能被误解为冒犯。因此，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意义共通并不是固定的，而是一种动态的建构过程.共通性可能存在于文化符号的相似性中，也可能通过长期的互动和调整来建立。

朱：从胡老师的共通解释空间出发，跨文化交流要实现有价值的交流与传播，我们必须遵循跨文化传播的特性和规律。此外，跨文化传播典型案例需要关注理论、方法、策略的合理性和支撑性。在探究河西宝卷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其“底本＋说唱”的传播模式，显著地融合了口头与文字传播的特点，在新媒体技术牵引下，又加入了数字传播的特征。河西宝卷的文本渊源可上溯至敦煌变文，因而蕴含深厚的宗教意义。从媒介考古学的视角对河西宝卷进行研究，通过其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洞察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对话。这些对话在河西宝卷的传播过程中留下了缩影，而这些缩影恰恰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相互借鉴的典型例证。

二、主导意义偏移与误解的文化差异

王：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差异作为符号意义解码的结构性变量，常导致意义共通性的落空与传播失效。您能否结合具体研究或实践案例，阐释文化差异如何通过符号的不可通约性、语境错位等机制，引发跨文化符号意义的误读或冲突？

胡：文化差异在跨文化传播中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存在，且常常导致意义互通的失败或出现偏差。文化差异带来的符号解读障碍可以从多方面入手探讨。从符号的能指与所指来看，跨文化传播中的问题在于，不同文化赋予同一能指的所指往往不同，导致符号意义的解离。符号的意义并非单纯地由其物质表现形式决定，而是由主体的意识构成。不同文化的个体以不同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来解释符号，这些生活世界是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历史经验的产物，因此符号在不同文化中的意义变得不再一致，而是一种“去共通化”的存在。

德里达的“延异”(différance)概念表明，符号的意义并非固定的，而是在能指和所指之间不断流动和延迟。跨文化传播中的符号差异让我们看到，符号的所指在不同文化中的意义是永远无法完全被“在场”的，而是一种“缺席”的状态。这意味着，当某个文化使用符号试图传递某种意义时，另一个文化可能无法捕捉到这种意义的完整性。在跨文化传播中，这种不确定性被文化差异进一步放大。“意义缺席”往往体现在文化语境的错位上。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通过符号系统渗入文化结构中，影响了个体对符号的感知方式。因此，跨文化传播中的符号往往被赋予不同的意识形态负荷，从而导致了意义共通性的丧失。

孟：胡教授提到的符号解离问题，可以用符号学的“原点”与“原典”差异来解释。原点是接近起源、在场、本义、对象化的意义，原典是走向派生、缺席、转义、动机化的意义。我对一个场景现场进行讲述与事后对其进行复述相比，前者是原点，后者则是原典；而复述的过程中又被他人笔录，这时复述又变成了原点，而笔录则是新的原典。可见，原点和原典是相对的关系项而非绝对的实体，二者也是意义共通中所存在的最基本的差异项，是差异中的差异，或者说是文化转译中两种最基本的意义内容。譬如在中国，晚辈一般不能直呼长辈的名字，而在法国则可直呼其名。于是，在中国产生了面称和背称的二元表达机制，晚辈当面对长辈使用尊称，但背后却可直呼其名或别名。法国人在日常交流中倾向于用人的名字消解面称和背称的差别。这意味着，人名在法国主要作为个体识别性指示符号被使用，具有原点性；而在中国，人名携带了丰富的能指信息，如身份感和符号禁忌，因而更具原典性。当一个中国长辈被一个法国晚辈直呼其名的时候，便会出现交流障碍，具体表现为：（1）抗拒异质文化，如原典文化的中国长辈会认为法国晚辈无礼。（2）同化异文化，如原点文化的法国晚辈将自己的习俗施加到中国长辈身上。（3）顺同异文化，如摈弃自我习俗而转向他者的称谓系统。

肖：孟教授的“原点—原典”框架为分析符号差异提供了重要视角。从符号意义的流动与生成来看，文化间的差异主要通过不同符号形式或类型呈现。

文化间差异的根源在于不同文化各自特定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惯习，差异化的符号意义厚植于不同文化的价值取向、主流意识以及社会关系结构。这种差异或许在某一特定节点会导致文化间无法交流，但互惠性意义共通能够推动符号意义的流动与再编码，恢复文化间的开放性对话。如，将“龙”转译为“loong”能够避免文化意义的误读；现代中西方很多仪式中都可见白色，它共通地象征情感的纯真与唯一。再如，“原子弹”这一符号在一些国家象征着国家实力进步与民族精神自强,是一种民族自豪感的体现；而对于日本来说，其象征着战争创伤与民族灾难记忆。虽然在民族记忆层面，同一符号存在截然不同的文化意义差异，但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角度来看,这一符号共通象征着人类对战争的警醒与反思、对和平的追求与渴望。

朱：肖教授很好地阐释了文化受自然环境、历史进程、生产力水平等多重因素影响形成差异，并可能在交流与交往的过程中引发冲突，从而阻碍了意义共通实现的可能性。文化差异很大程度上影响解释社群对符具和符指的不同解释。由于文化的差异，对同一符号意义的解读截然不同。我们现在所关注的河西宝卷文本蕴含了中原文明、西域文明、吐蕃文明等诸多文明因子，儒释道合一的故事体系也随处可见。我们也可以由此反思，文化差异并非意味着意义共通长久地落空，在促进文化间深度交流的同时，也可能构建起新的意义共通。

胡：从文化实践角度回应朱老师的话题，河西走廊的历史案例印证了符号意义的动态性。有时符号意义本身存在“不可译性”。这一概念强调不同文化之间某些深层符号和意义的不可转译。在跨文化传播中，某些符号承载着特定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历史和宗教背景，无法轻易在另一文化中找到等价的对应物。这样的符号不仅无法翻译，其文化意义也无法被有效地传递或被另一个文化完全理解。

跨文化传播中的符号解读失败，不仅仅是文化差异的结果，也反映了文化符号背后的权力结构。跨文化传播中的符号往往承载了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支配的痕迹，这使得符号解读过程充满了不对称的权力关系，进而影响了意义的共通性。在跨文化传播中，一些符号因为涉及特定历史事件或政治话题，可能在不同文化中产生强烈的反差。例如，某些国家的国旗、历史人物的肖像等，在本土文化中可能具有积极的象征意义，但在曾经的殖民国家或政治对立国家中，则可能被视为压迫的象征。这种符号的历史性负荷使得跨文化传播变得更加复杂，需要特别的敏感和处理。

朱：胡教授提到的符号权力结构与历史敏感性，恰恰凸显了跨文化传播中动态平衡的难度。但值得注意的是，技术革新正在为这种平衡提供新的可能性。进入现代社会，随着交往方式的革命和技术的发展，我们见证了国家层面上的整合，以及在认知和话语层面的融合。从符号传播角度来看，这一时代背景下的符号与意义解读，指向了一种新的状态：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正逐渐缩小信息鸿沟，文化认同也快速由单一民族文化向中华民族文化多层次演变，人类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话语网络等方面可共享的意义空间不断扩展。

三、再塑造“意义共通”的文化批判与逆向思维

王：基于文化多样性和价值观多元，中外跨文化交流间存在对信息进行批判性或逆向解读的现象，这种解读信息的方式如何影响跨文化意义共通的实现？

孟：跨文化交流中批判性解读的困境，本质源于原点与原典的文化结构差异。西方文化具有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倾向，观念是事物的符号，语言是观念的符号，文字是语言的符号，在这个等级制格局中，事物被预设为“原点”，其后叠加的符号是一个原典化过程，但以原点为指归。而在书写中心主义的中国，典籍、汉字、文本成为文化的源头，其文化的主导型是原典中心主义，这至今还是我们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支配性原则。

西方的原点主义和东方的原典主义的关系，是东西方在文化交流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二者既存在着竞争关系—谁为主导？也存在互补关系—原点主义与原典主义如何互鉴？我认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原典主义对原点主义的抵制而非互鉴。原典化模式具有强烈的能指本位，即文化本位主义，而缺少自我反思性，这是目前跨文化意义共通中最大的障碍。

胡：孟教授的文化结构分析揭示了批判性解读的复杂性，而批判性或逆向解读信息的方式深刻影响了跨文化交流中的意义共通性。这种解读方式源于文化多样性和价值观多元化背景下，个体或群体对外部信息的理解并非简单地接受，而是经过了过滤、质疑和重新阐释。探讨这种解读方式如何构建、阻碍或重塑跨文化意义的互通是当前跨文化传播的重要课题。

符号的意义是多重和开放的，尤其在跨文化传播中，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会对相同的信息进行不同的解读。巴赫金的“多声性”(polyphony)在跨文化交流中，体现了不同文化对同一符号或信息的批判性解读。批判性解读意味着信息的接受者不是被动的，而是能动的，他们基于自己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和历史经验重新阐释符号的意义。例如，在接收到西方一些符号信息时，他们并不会直接认同这些理念，而会根据本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进行反思性解读。这是文化主体接收其他文化的必然过程，若忽略这一过程，就会导致自我否定和盲目地崇尚西方。在跨文化交流中，批判性解读有时可能导致视域融合失败，但也为更深层次的对话和理解提供了可能性。批判性或逆向解读在跨文化传播中也可以被视为维护文化主体性的一种方式。值得一提的是，批判性解读不仅仅是对信息的质疑，还是文化主体性表达的过程。不同文化通过批判性解读外来符号，来保护其文化自主性，并避免被全球化的符号系统所同化。

相对于批判性解读而言，逆向解读的方向更为明确，是指接收者通过反向或相反的方式解读符号，通常带有质疑或抵抗的态度。这种解读方式常常挑战符号的既有意义和文化霸权。在跨文化交流中，逆向解读可以被视为一种文化权力的不对称表现。弱势文化通过逆向解读来反抗强势文化的符号霸权。这种解读方式虽然可能破坏意义共通，但同时也推动了更为复杂的文化对话，打破了单一文化视角的符号统治。

肖：接续胡教授所指，权力属性的剖析证明了意义在流动中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仅源于文化权力的不对称性，更与符号表意的动态本质密切相关。批判性或逆向解读也可以证明意义的开放性、对话性与可修正性。跨文化意义的流动主要经过发送者意义编码、文本意义锚定以及接收者意义解码三个环节。在跨文化交流中，即使注意前两个环节的真实准确，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异文化接收者对于意义进行批判性或逆向解读的现象。查尔斯·皮尔斯(C．S．Peirce)和维尔比夫人(VictoriaWelby)关于符号表意理论的讨论都体现了动态多元的理念，符号的意义不再绝对地静止凝固在某处，而是不断向符号解释者敞开,其具备持续获得新的意义解释空间的潜力，反过来也给予解释者充分的表意空间。批判性或逆向解读在充盈表意空间的同时拓展了跨文化意义共通空间，该空间内含双方（或多方）多层次的跨文化对话，这些对话使文化意义时刻处在交叉多维的解释结构网之中，推动文化意义的不断反思与修正，有助于实现跨文化意义共通。

朱：文化本质上的多样性，导致不同文化持有者价值观的多元性。在跨文化传播中，信息的不对等解读现象颇为常见，尤其是针对媒介传播的信息。恰如为了更好地进行国际传播，我们应当首先讲好中国故事，并注重跨文化传播的策略。我们不仅要把我们的故事传播出去，也要倾听他人的优秀故事。新媒介技术应用的合目的性是让世界了解真实、包容、文明的中国。如在短视频平台可看到印度人、英国人等西方人士来中国旅游的内容，他们的亲身体验逐渐校正了信息偏差，打破了陈旧的刻板印象。这些成功的传播活动，本质上促进了跨文化意义共通的实现。因此，跨文化传播研究者应该更多地关注可操作案例的梳理和构建，结合数智媒介技术，对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的路径和策略给出概念化的图示。

肖：如朱杰教授所言，在多元价值的世界中，讲述中国故事并遭遇批判性或逆向解读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基于文化话语的认同实践，尽管可能是消极解读，甚至产生负面意义。这类现象恰好提醒我们，追求跨文化的互惠性意义共通并非寻求文化认同的同质或同一，文化间的对话与理解应求同存异、和合共生。批判或逆向解读他者文化，也是在运用文化话语维护自身的文化身份与认同。一些过度批判与逆向解读的行为会阻碍意义共通的发展，例如部分外媒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污名化叙事，引发争议与误，使他国受众难以理解中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内涵。这也启发我们在话语场中积极进行意义的扩张与革新，发展跨文化的国际舆论朋友圈，以期推动更为广泛的跨文化认同。

胡：让我们从肖教授的跨文化认同出发，价值观多元性使得文化间信息的解读变得更加相对化。不同文化基于各自的伦理观、社会规范和历史经验，形成了不同的价值体系。某些在一个文化中被视为正面的符号或信息，在另一个文化中可能被负面解读。这种解读的相对性在跨文化传播中尤为突出，尤其是在涉及道德、伦理和政治议题时。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认为，意义的共通应通过理性对话来实现，但价值观多元性和批判性解读使这种理性对话变得复杂。

与此同时，批判性和逆向解读无疑会给跨文化交流中的意义共通性带来挑战。首先，批判性解读本质上质疑了符号的普遍性和统一性，使得符号意义难以在不同文化中达成共识。这种解读方式让文化交流变得更加分散化、多样化，甚至造成文化间的误解和冲突。然而，这种解读方式并非纯粹的负面影响，它也为意义共通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一方面，批判性解读揭示了符号背后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差异，使得文化交流不再停留于表面意义的认同，而是进入更深层次的文化互动；另一方面，通过质疑和反思，跨文化传播的参与者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符号的复杂性和多义性，从而在批判中寻找到新的共通点。换言之，批判性解读虽然会造成暂时的理解障碍，但它也推动了意义的再生产，促进了更加开放的跨文化对话。

四、跨文化实践中的意义通达

王：您能否分享一些成功的跨文化传播案例，特别是那些在符号意义传递和理解方面采取的有效策略？

孟：跨文化转译不仅存在于中西方、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中，也存在于某文化内部子系统的差异项之间的交流中。如社会单位的治理中，存在着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交流关系。

据本人2012年对青岛崂山农村某社区的调研，该社区在体制上实行集体合作社制度，茶地、茶厂通通以入股形式参加合作社，统一管理、统一品牌、统一销售，克服了过去农户分散经营所遇到的销售难、品牌不统一的困难.它的跨文化交流模式体现于管理者(原典)与群众(原点)共同参与治理，既有管理者背靠政府由上而下的集中领导，又有群众自下而上的入股参与共享。但就整体而言，这里还是以集中领导的原典化模式为主导。

应该说，不存在绝对有效的交流方式。总的来说，在原典化主导的国情条件下，充分借鉴原点化以实现二者意义共通，是中国跨文化交流的历史趋势。

胡：受孟老师阐释的启发，我关注到中国近期开放的一系列外国人免签政策引发的一系列关于中国风的自发传播有一定典型意义。我们权且称之为“TikTok上的中国风自发传播效应”。在社交媒体平台，如TikTok上，许多外国用户以自身视角展示了他们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与文化体验。这些内容有效避开了西方媒体常见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政府对立的叙事，展现了一个充满活力、现代化且多样性的中国。这一现象是跨文化传播中一个有力的成功案例，值得深入分析。

首先，是中国符号意义的传递与重塑。在这些TikTok视频中，外国用户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视角，向全球观众呈现了中国日常生活的细节，如中国的美食、风景、科技、基础设施以及中国人民的日常互动。这些符号构建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化的中国形象，超越了西方媒体中常见的政治化叙述和刻板印象。外国人通过这些内容传递出以下几层符号意义。第一层次，是中国作为现代化文明的景观呈现。第二层次，是中华文化符号的亲和性：视频中常见的符号包括中国的传统与现代文化元素。第三层次，是中国社会生活的真实性:通过外国人的日常体验，观众看到的是一个真实、平凡的中国社会，而非单一的宏大叙事。这种以个体为单位的叙述方式让全球观众更容易感同身受，打破了以往对中国社会的“遥远”感。

其次，是去意识形态的跨文化传播策略。从叙述内容来看，这些视频避开了西方媒体报道中对中国政府和意识形态的批评，专注于中国人民的生活、文化和日常体验。这种“去意识形态化”的叙事方式，使得传播更容易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接受。从叙述者的角度来看，外国人自己作为传播的主体，赋予内容更高的可信度。从符号媒介形式来看，视觉符号的真实感带来了良好的传播效力：短视频平台(如TikTok)依赖视觉符号进行传播，外国博主通过极具感染力的视觉内容（如街景、食物、文化表演等），让观众可以直观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和现代生活的便捷性。视觉符号具有跨语言的传播力，尤其对于年青一代观众更具吸引力。

朱：胡老师所言让我想到《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跨文化传播案例，它把中国的神话故事用游戏的形式传播到了海外很多国家，无论是在人物符号方面，还是把中国的景点做成了场景符号这方面，都将高语境的中国故事以其他国家可以理解的方式很好地传播了出去。

再如，河西宝卷将新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热点事件创作出新宝卷，并仍然以活态方式进行着传承。除此之外，三大史诗都是非常好的跨文化传播案例，其中都容纳了诸多民族和文化的内容。比如，格萨尔史诗中不仅融入了中原文化，也融入了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以及青藏高原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它在9个国家、9个民族、9个省区广泛传播，可以说，格萨尔史诗的创作与传播，是在一个多元民族共同体中共同进行的，格萨尔史诗传播的整个过程是典型的跨文化传播案例。

胡：成功的跨文化传播案例都有其结构性叙事的特征。从国家传播层面来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美国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成功典型。这种传播的成功包括但不仅仅是好莱坞、流行文化、体育明星、科技产业，而是一整套话语体系及其社会价值支撑下的传播体系。从新兴国家文化软实力传播层面来看，韩流文化的全球传播是一个典型。韩国通过音乐、电视剧等文化产品，构建了一个充满现代感与吸引力的国家形象。这些文化产品通过将全球共通的符号（如爱情、青春、梦想）与韩国特有的文化符号（如韩国饮食、服饰、传统节日）相结合，广泛传播到了全球。在这一过程中，韩国巧妙地通过娱乐产品弱化了政治叙事，重点传播其文化与社会生活。

中国近期的跨文化传播开始更积极主动地展开，这些个案经验与韩流、日本动漫的全球传播以及印度婚礼电影的成功，都是通过符号特性与普遍情感的结合，打破文化障碍，达成全球共鸣的跨文化传播典范。我国学者可以借鉴这些成功案例，在未来跨文化传播中更加注重文化符号的亲和性与普遍性结合，并通过新媒介技术进一步优化全球传播策略。

肖：我特别赞同几位教授的观点。近些年，符号化的跨文化传播案例颇丰，包括影视作品（《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流浪地球》等）、电竞游戏（《原神》等）、传统文化短视频（李子柒、阿木爷爷系列视频等）的全球流行，具体可以参见2017年至今的《中国跨文化传播创新实践研究》年度案例报告。以前述案例为基础，在符号意义传递和理解方面主要有三种路径：多模态符号的意义呈现、符号自编码的意义织构以及文化共符码的意义凝聚。

一是运用多模态的文化符号呈现意义，形态涵盖文字、图像、声音、动作、场景、色彩等。多模态符号的广泛使用能够增强跨文化传播中的意义感知，并使意义的共享更为便捷。视觉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尤为显著，其具备广泛性和互通性，能够跨越文化屏障，更容易被“他者”文化接受，例如表情符号(emoji)可以满足新媒体传播中运用非语言形式表达意图和情感线索的需求，有助于提高跨文化传播的透明度。

二是进行符号意义的自编码，包括符号本身意义、可被聚合的单元意义以及跨文化关系意义。跨文化传播的表意符号厚植本土文化和民族文化，在选取承载自我文化精神和价值理念的基础上，积极发展为开放性的、对话性的、共享的同质性文化符号，加强文化符号的意义自编码能力，最大程度上达成跨文化关系意义的理解、共享与认同。

三是建构意义共通的文化符码。跨文化意义通过依照某一符码对意义进行编码(encoding)成为某种文化符号，进而被编织进符号文本，他者对此符号文本进行解码(decoding)生成可被理解的意义，文化间意义的符码规则成为其中的关键性因素。符码对文化意义的共通性与凝聚性作用推动和形塑互惠性理解，跨文化传播特别需要关注文化共符码的意义凝聚价值。

五、构建意义共通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反思

王：面对不断增长的跨文化交流需求，您认为未来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应聚焦哪些领域或问题？

朱：关于未来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技术赋能与文化叙事的深度融合将是研究重心。我们需要从数字人文的学术视角去关注跨文化传播，超越传统的学术视野和方法，将数智技术介入文本和传播载体的研究中。

同时，技术要在文化传播领域不断进行开发，在大语言模型、多模态技术的发展下拓宽跨文化传播的渠道、丰富文化传播的策略，精确构建故事体系，让故事插上跨文化传播的翅膀，在保障文本内涵和话语的完整性的基础上，让故事变身到不同文化语境中实现有效传播。总之，未来的技术应从“人类世”的角度出发，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引领，也要充分利用数智技术对文化交流进行赋能。

肖：朱教授提到的“技术赋能”恰恰指向了跨文化传播中亟待突破的一些具体领域。

首先，新媒体中视觉文化的跨文化传播与视频分析。

其次，第三文化空间中人作为文化接合主体的凸显。诸多跨文化传播研究主张在实践中建构“第三种文化”或“第三种空间”，借由文化的多元性和异质性建构新的传播生态系统，进而在数字媒体生态设置的“技术—文化”框架下，建立跨文化情感共同体的联结。这种联结促使意义的流动逐步加速，意义的感知更加及时且易达，进而文化的个体在传播生态的（非替代性）变迁过程中，通过不断接合杂糅演变的各种文化，充实自我的文化身份认知。然而，第三文化空间中，意义是怎样流动的？人们文化接合后的身份认同最终走向为何？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思考与研究。

最后，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跨文化意义流动与生成。互惠性意义共通将面对人类与智能机器人互动产生的意义不确定性焦虑等新问题。更具挑战的是，机器在经历海量的训练数据后，能生成与人类创作媲美的文本、影音等内容，表现出与人类相当的心智能力，甚至在与人类的互动中生成“成人”的数智情感能力。当面对人机共生，即人类与“非生命体/准生命体”的跨文化问题，文化意义流动将如何锚定？“文化”是否需要被重新定义？

孟：关于“人机共生”的命题，可能需要回归符号学的基础逻辑——意义共通从来不是静态的终结，而是异质符号持续转译的动态过程。无论是人类文化间的互动，还是人机交互中的意义生成，其核心都在于差异性与共通性的双重编码。因此，首先需要加强意义共通的符号学研究，将信息传播转化为异质符号意义之间的转译。

其次是认识到中国语境中的跨文化研究的两个根本问题，即转译的方式与意义共通中的原点与原典的关系问题，亦即原dian化的两个基本原则——差异性和共通性。差异性原则肯定了独特的文化意义存在的合理性，共通性原则预设了这些差异项之间的意义共享、可交流、可传播性。这种共通是既保留又消除差异的双重编码的转译方式。

再次是承认在原dian化过程中的两个差异项，即原点和原典中，存在一个谁为主导的问题，根据具体语境进行有效选择。

最后是跨文化交流研究的外延不局限于国别、族别、域别、社群之间，同时更要关注日常社会文化异质空间中的交流问题。如与儿女共同居住的老人，代际行为差异也会产生意义隔离和共通的问题。

胡：如孟老师所论，日常生活中的异质文化群体跨文化传播问题的确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与研究。此外，我认为未来跨文化传播的挑战既包含延续已久的传统问题，也将迎来新的复杂问题。尤其是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背景下，符号身份认同、传播伦理等传统问题仍然重要，但新兴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国际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任务与使命将成为核心议题。具体来说：

其一，新媒介技术引发的传播环境变革对跨文化传播提出了新要求。新媒介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正在重塑跨文化传播的基本框架。当下的人工智能与算法驱动的传播机制正在成为跨文化交流的主导力量。算法根据用户的兴趣和行为进行内容推送，可能导致信息茧房的形成，削弱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中国学者需要关注如何在这种算法主导的传播环境中打破文化壁垒，确保多样化的文化信息能够有效传播。

其二，新国际政治格局下跨文化传播话语发生了剧变。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将直接影响跨文化传播的话语体系。随着多极化世界格局的形成，中国等新兴大国在全球政治舞台上越来越具有话语权。这一背景下，跨文化传播研究可能聚焦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话语权与文化主导权的争夺。其次，意识形态的对抗与文化软实力影响跨文化传播的基本态势。中国学者应探索如何通过跨文化传播，展现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和文化价值，增强文化软实力，同时避免意识形态冲突带来负面影响。

其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和使命。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的理解和认知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解或曲解。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任务尤为重要。这不仅是一项传播任务，也是跨文化传播理论的重大实践和挑战。具体来说，首先，需要构建中国符号体系；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符号体系来向世界展示其核心价值观与发展理念。其次，要深入思考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这个过程不仅需要文化传播的技巧，还需要学术上的支持和创新，确保中国在全球话语体系中的声音被准确传达。特别是对于非西方世界，如何通过符合本地文化特征的符号与话语体系传播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将是中国学者未来需要攻克的难题。同时，要准备好应对文化误读与传播壁垒。

应该说，未来跨文化传播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新兴媒介技术带来的传播环境变革，还包括新国际政治格局下话语权争夺的加剧。对于中国学者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任务与使命，通过符号学的分析与应用，有效塑造、传达中国的文化符号和话语体系。这不仅是跨文化传播的实践任务，也是推动中国学术话语全球化的一个重大契机。

六、结语

本次圆桌对谈以“意义共通”为核心，深入探讨了跨文化传播中符号的动态性与实践策略。意义共通并非静态目标，而是符号在异质文化间持续转译的动态建构过程。尽管在文化间交流的过程中，符号意义阐释一定会受到文化差异与批判性解读的影响，从而阻碍意义共通的实现，但这也为构建意义共通提供了建设性的路径。与此同时，技术赋能与符号创新为意义共通开辟了新的可能性。从第三文化空间建构、人机交互的意义锚定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适配，技术的演进将推动本土符号体系与全球价值的融合。总之，意义共通既是跨文化传播的起点，也是文明互鉴的终极关怀。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浪潮中，唯有尊重差异、善用技术、立足本土，才有可能构建互惠共生的意义之网。中国学者应提炼兼具文化独特性与全球适配性的符号策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对话贡献东方智慧。

备注：全文引用及参考文献从略

胡易容,肖珺,孟华,等.意义共通：跨文化传播中的符号问题[J].跨文化传播研究,2025,(01):2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