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耘教授首先回顾了中国国际传播教育的百年发展史，指出其正从早期的探索期迈入当下“百舸争流”的繁荣阶段。在国家战略的强力驱动下，各大高校纷纷加快学科布局。她以中国传媒大学的“国际传播白杨班”为例，介绍其通过跨学科融合、小语种人才储备、引入业界与海外资源的“多导师制”，以及强调沉浸式海外在地体验等差异化实践，正在积极探索卓越国际传播人才的创新培养模式。

之后，龙耘教授跨越传统的学科边界，引入了“后人类”（Posthuman）与媒介生态的前沿哲学视角，指出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介入，传统的“人与自然”、“人与机器”的二元对立认知正被逐渐瓦解。在当今这个被赛博格、算法和新物质主义重塑的世界里，人类不再处于绝对的中心地位，我们正面对着一个“不止于人类”（More than human being）的、由多元物种和技术物共同构成的复杂共生系统。

此外，龙耘教授还对国际传播教育的定位与取向问题展开伦理反思，强调我们或可跳出经典伦理学的框架，实现一种“关系转向”，从人、技术和自然三者的关系中去重新考量我们的定位与出发点。在多元的视角下，“他者”的内涵超越了人类，其可以是自然、非人物种、技术物或基础设施。万物在这个复杂系统中呈现出有序又无序的“繁多性”，彼此纠缠、蕴含着共生、共在、共存的可能。

最后，龙教授将这些宏大的哲学思辨落脚于国际传播人才的价值重构上，强调要从讲述“完美中国”走向整体且复杂的“完整中国”，去想象一个共生的世界。教育从根本上讲是农业，不是工业，培养的不仅仅是掌握新传播手段的人才，更需要培养哲学意义上的“全人”、真诚的人。他们应是在这种关系中的传播主体，能感知时代的基本逻辑，与天地万物保持融通的状态，可以感知万物，并和万物共存、共鸣、互动。

刘子琨老师就自己教授“传播伦理与法规”课程的心得与龙教授沟通，提出自己从讲座中学到很多，会在今后的授课中加入伦理原理方面的知识。龙教授回忆了自己参加伦理学会的经历，提出老师在授课时要打开学生的视野，此外我们可以在万物共生共处中思考更多的传播问题和伦理议题。

赵迪博士提出以往我们将传播学形容为“十字路口”，而现在很多院校都根据自己的特色发展国际传播，那么国际传播本身是否也是一个“十字路口”？这是否会对专业形成冲击？龙教授提出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这是一种积极的扩展，另一方面可能又确实泛化了它。在这个意义上，国际传播应该是一个领域而不是一个问题或学科、专业。

单波教授表示国际传播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旗帜，自己长期以来都在关注白杨班的发展，龙老师的介绍带来了深深启发，传媒大学的研究团队能够深入边疆，落到实处，深深打动了自己，让国际传播真正从中国问题出发。此外，龙老师强调将国际传播和后人类理论相结合，进一步开阔了理论视野。单老师想到了康德提出的“世界公民”概念中土地的共连性和后人类思维具有某种连接性，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后人类视角下的国际传播。

肖珺教授指出龙老师将国际传播的可能性归于关系性，即人与人，人与万物的一种关系，从这种关系性中思考国际传播的人才培养颇具启发意义。

姬德强教授首先指出了国际传播与区域国别研究在当前中国学术语境下受到高度关注，直接原因是国家战略的驱动。随着外交、经贸、人文等领域国际交往的扩展，国家对战略性知识的需求日益迫切。国际传播已从单纯的“对外宣传”转向更具主体间性的“国际性”构建，而区域国别研究也从传统的外语、历史、国关框架中跳脱出来，升格为一级学科。这不仅是政策议程的产物，更是中国在全球化新阶段中，从“走出去”迈向“走进去”、提升“知外”和“入外”能力的必然要求。

姬德强教授还深入解析了“区域”与“国别”的概念差异，强调“区域”是一个动态建构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空间概念。区域国别研究强调整体性、系统性、经验性，为国际传播研究提供了一种超越“自我投射”和“自我确证”的新视野，帮助研究者从他者的主体性和正当性出发，理解不同文明和地区的复杂社会历史环境。通过借鉴区域国别研究的方法，国际传播可以破除过去那种“无界”的盲目想象，转而关注主权国家边界、数字空间边界以及区域构建中的动态关系，实现从“形象建构”向“关系建构”的范式转变。

在回顾国际传播学术史时，姬德强教授指出，该领域虽然起源于冷战时期的战略知识，但也充满了被不同文明传统和政治传播实践进行重塑的可能。一般而言，区域国别研究往往关注宏观的政治、历史、社会问题，容易忽视日益深化的“媒介逻辑”对社会整体的重塑。国际传播研究能够补充关于媒介体制、算法逻辑、平台治理及可见性政治等微观维度的洞察。通过研究特定区域内的媒介化社会生态，可以更精准地把握信息如何在该地区的权力结构和社会脉络中流动，从而弥补传统国别研究中对“传播过程”关注不足的缺陷。

最后，姬德强教授指出，面对当前学术界存在的“知识恐慌”与“知识赤字”，两个学科的互补乃至互构成为必然。国际传播应矫正“僵化的内外观”，将世界范围内更复杂的“媒介化社会生态”纳入框架；而区域国别研究则需引入媒介（化）视野。姬教授特别提到要“语境化当前笼统且泛化的全球南方研究”，避免将“南方”简化为政治修辞。未来，他提出应通过持续的学科交叉，探索出新的概念、话语和方法路径，实现在地视野与传播逻辑的有效连接，从而构建更具沟通性的自主知识体系。

常乐博士提出跨文化传播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存在许多共性，区域国别研究给跨文化传播研究带来了什么新的东西？在两者结合的过程中又如何坚守各自的研究领域？姬德强教授认为，目前学界对这个问题存在许多争议。结合当下的发展状况，区域国别研究首先是一种国家战略逻辑，强调要关注国家意志的实现，其次也是一种历史和学术逻辑的重塑。两者的互动将决定了这一领域的走向。进入这个领域，每个学科有自己的视角和盲区，需要经过动态的互动进行相互补充。

武汉轻工业大学李孟名老师提出国际传播中更加强调权力之间的博弈，因此我们要追求不同区域之间的共同性的话语，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限度？姬德强教授强调，这种二元认知是比较典型的，但也会简化问题本身，应放在具体的、历史的语境中看待，到底是必须进行更多博弈还是可以探索共同性，否则就会成为一种简单的立场表达，而不是学术讨论。这一点在当前的学术界是表现比较明显的。

单波教授指出，区域国别和国际传播学术互动的重要基础是“三知”，即“知道长什么样”“知道想什么”“知道想干什么”，以这三个“知”为基础的学术互动是可能的，同时也要把理论问题落到实处，关注实践问题，特别是中国跨国企业的国际传播问题。单波教授进一步以自己学生的工作经历为例，列举了企业在国际传播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引起全场师生共鸣。

肖珺教授指出，姬德强老师关于区域国别和国际传播关系的论述带给了大家很多学科想象。国际传播是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经济背景下去探讨问题，而文明是贯穿人类历史长河始终存续的人与人之间可交往的共同点。

撰稿丨高天赐

编辑丨康思扬